近年来，网络传销案件呈现高发态势，自2021年以来笔者陆续协助办理了时代系、易购云商、IGT等10余起传销项目，累计入金近百亿元，涉及会员账户90余万，表现形式更趋向于隐蔽化、灵活化，作案对象也不再局限于传统传销犯罪泛熟人化的范围，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难等问题。本文以笔者办理的网络传销犯罪案件为例，从案件定性、提供网络技术支持人员行为的认定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一、如何准确把握传销犯罪的行为本质特征，区分集资诈骗与网络传销？

　　（一）参与人的主观明知程度不同。在集资诈骗罪中，由于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财物，被害人主观上并未意识到行为人实施的是犯罪行为。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参与人对传销组织的模式是明知的，为了追求高额返利，以身试险使自己投入到传销组织中，待其成功加入后又用同样欺骗性手段发展他人参加，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参与人本身存在过错。

　　（二）行为模式不同。集资诈骗罪通常采用一对多的模式，这些不特定对象往往都是平等的被骗者身份，他们之间往往没有过多的接触和交流，也不要求具备一定的资格；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需要采取严密的组织模式，多为一对二、二对四或一对三、三对五等的金字塔模式，资金流动也是以层级方式进行，并设置准入门槛。

　　（三）计酬依据不同。集资诈骗中，参与人的返利、分红依据往往是其本身投资额和投资项目本身的保本付息承诺（即使有，也不作为计酬的主要依据）；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则主要是根据成员拉人头数量作为计酬依据，或被发展成员的入门费作为计酬依据。网络传销案件中多将收益区分为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动态收益依靠“拉人头”产生，发展人员越多，获取的动态收益越多。

　　二、如何认定为传销组织提供网络技术支持的行为，是否构成传销犯罪行为的共犯？

　　网络传销离不开技术支持，实践中，技术人员为传销组织开发、维护网络传销平台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是办案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以我院办理的一起网络传销犯罪案件为例，武汉团队不仅为传销组织搭建网络平台、设置奖励制度和层级关系，还积极参与平台上线后的运营、维护，属于对传销组织的建立和扩大提供核心技术支持，在传销活动中起关键作用，应认定网络技术提供者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共犯；而青岛技术团队仅在武汉技术团队开发平台基础上，进行日常维护，提供的技术支持属于辅助性技术支持，构成帮信罪。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检察院 李俊、李春和、许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