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露晨雾未散，南京牛首山河畔的窗内，沈鸣已静坐书桌前。砚台里的徽墨泛着幽光，混着窗外飘来的桂花香，将他的思绪牵回斯里兰卡——科伦坡国家博物馆的玻璃展柜内，那块刻有“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的石碑，正沐着异国晨光。十一年前，正是用这方砚台里的墨，他将碑文工工整整抄录下来，让跨越六百年的中国文字，在他乡续上了文化香火。

　　老巷墨香：笔墨里的少年志

　　1957年，沈鸣出生在南京城中一条老巷，笔墨是他童年最亲近的伙伴。初中时，语文老师教他临摹柳体，昏黄的15瓦灯泡下，他伏在《王杰日记》柳体写法的描红本上描写。那时的他不懂笔法与章法，只凭着一股韧劲悬腕练习，整整三年，才将柳公权笔下瘦骨遒劲的“戈钩”，写出几分飞檐翘角的灵动气韵。

　　1984年，沈鸣从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毕业，进入南京图书馆工作。工作之余，临帖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一次整理古籍时，他在一本明代方志中翻到《胆巴碑》残页，无名书家笔下“软中带硬”的笔意，瞬间让他着了迷。“这力道，和夫子庙字画摊上的墨宝一模一样。”此后，他找来宣纸反复临摹，写空了半箱纸，手指上磨出的茧子，比图书馆里厚重的书脊还要硬实。2000年，沈鸣加入南京市书法家协会，他书写的《桃花源记》获评委好评，称其笔墨间藏着“柳骨赵肉”的韵味——柳体的骨力与赵体的丰腴，在他的笔下融成了独特风格。

　　笔底外交：汉字里的跨文化对话

　　2006年，沈鸣有幸被文化部选调赴南非，任职于中国驻南非大使馆文化处。在比勒陀利亚的一场文化交流活动中，南非官员马库斯兴致勃勃地学写汉字“友”，可写出的字却像一根拐杖。沈鸣没有纠正，反而笑着称赞：“这一撇的力道，就像祖鲁舞里的跳跃，满是活力！”这番话让马库斯备受鼓舞，后来他特意带小女儿来学汉字。小姑娘总把“中”字写得歪歪扭扭，沈鸣便举了个形象的例子：“你把‘中’想成地球的赤道，竖线得穿过中心，才够端正。”在11年的文化外交生涯中，沈鸣以他的书法之技运用在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中。2009年至2014年，沈鸣在任职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期间，经常给当地孔子学院和友好组织传授中国书法文化，多次举办书法讲座。2015年底，沈鸣调任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在惠灵顿与毛利族老人霍布森相遇。得知老人对汉字感兴趣，霍布森先画了一个毛利族传统的螺旋图腾，说这是“天地运行的规律”。沈鸣随即提笔写下“道”字，指着走之底解释：“你看这笔画，多像你们的螺旋图腾？都是在讲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这些用汉字搭建的对话，后来成了当地外交圈里流传的佳话——笔墨成了桥梁，让不同文化里的智慧，有了相遇的可能。

　　碑刻往事：一块“三语碑”的六百年沧桑

　　中国与斯里兰卡（古称锡兰）的交往，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两段历史往事尤为醒目：一是东晋义熙七年至八年（公元411-412年），高僧法显远赴斯里兰卡游学，带回大量佛教经典；二是15世纪初，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曾多次抵达锡兰，留下了珍贵的文化印记。如今，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国家博物馆主展厅内，矗立着一块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简称“郑和碑”），它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实物佐证，更是中斯友好交往的活态历史。

　　这块石碑在明代史料中并无记载，自永乐年间立碑后，便逐渐湮没于历史尘埃中，下落不明。直到1911年，英国工程师托马林在斯里兰卡南部加勒市的下水道施工时，意外将其挖出——此时，距离立碑已过去500余年。长期的水浸侵蚀，让碑上的古泰米尔文和古波斯文损毁严重，字迹难以辨认；万幸的是，中文部分受损较轻，虽有些模糊，核心内容仍可辨识。随后，石碑被移交科伦坡国家博物馆收藏，成为馆内的“镇馆之宝”之一。

　　郑和在公元1405-1433年间七下西洋，曾在海外多国立碑布施，但历经600余年风雨，海外现存的仅这一块“郑和碑”。经史学界考证，此碑立于永乐七年至九年（公元1409-1411年），是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抵达锡兰时所立。石碑制作极为考究：碑额呈拱形，正反面均雕刻着五爪双龙戏珠浮雕，龙纹栩栩如生；碑身正面四周环绕中式缠枝花纹，尽显明代工艺美学。最特别的是，碑文中除中文外，还刻有泰米尔文和古波斯文，因此被国外学界称为“三语碑”。

　　碑文内容记载的是郑和、王贵通等人受明成祖朱棣派遣，赴锡兰山国向当地佛教寺庙布施财物、供奉佛祖的经过：右侧的中文碑文为正楷竖书，自右向左共11行275字，内容是对释迦牟尼的颂扬与敬献；左侧上端的泰米尔文自左向右横书24行，颂扬的是泰米尔族信奉的湿婆神；左侧下端的波斯文自右向左横书22行，颂扬的是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彼时的锡兰山国，是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中国与西印度洋、中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境内民族众多、信仰各异，“三语碑”的设计，正是大明王朝“尊重多元、包容共处”外交智慧的生动体现。

　　校碑记：用笔墨补全历史缺口

　　2009-2014年，沈鸣担任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文化外交官，与“郑和碑”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段时间，他常陪同国内来访的代表团前往科伦坡国家博物馆参观，每次站在玻璃罩前，看着碑上模糊的字迹，心中既有历史的沧桑感，更有对郑和的敬佩——六百年前，这位航海家率领船队劈波斩浪，万里迢迢来到锡兰立碑，这份勇气与远见，让他由衷自豪。

　　2010年，江苏省文化代表团访斯，随行的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提及“郑和碑”时，还带来了一桩憾事：2005年，南京市鼓楼区政府决定在郑和宝船厂原址复建遗址景区，计划按原碑尺寸与风貌复制“郑和碑”，为此特意派工作组赴斯考察。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工作组未能完全辨识碑上所有文字，最终复制的石碑上，有10处汉字只能留作空白。

　　这并非“郑和碑”首次面临释读难题。1911年石碑被发现后，锡兰“皇家亚洲学会锡兰分会”曾将碑文拓片寄往北京，委托英国汉学家拜克豪斯释读。拜克豪斯未见过原碑，仅依据拓片在1912年推出了最早的中文释本。此后百年间，泰米尔文与波斯文因损毁严重，始终未能完全准确释读；即便中文部分，不同学者的释本也存在差异——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碑刻上“布施物品数量”“官职称谓”等细节上，比如部分释本对“织金纻丝宝幡”的数量记载相差两匹，对某些字因刻划不清的解读，如“客言梵刹”的“客”字释读为“言”，有些字的偏旁部首，如“纳”，与“蜡”等字的误读，等等。这些争议让“郑和碑”的完整面貌始终蒙着一层薄纱。

　　得知南京复碑留空白的憾事后，沈鸣暗下决心：要设法补全这处历史缺口，从此他利用工作之余，频繁前往博物馆，每次都带着放大镜与手电筒，在玻璃罩前一站就是半天。为确认一个残损的“宝”字，他会反复比对明代官方文书的笔法；为辨析“纻丝”的“纻”是否带“糸”旁，他会蹲在地上调整光线角度，直到膝盖发麻仍不肯罢休。

　　博物馆方给沈鸣了巨大帮助，特许他对之近距离拍摄。他按碑文行数逐字拍摄，将照片放大打印后铺在书桌上，对照前辈专家们的各种释本、国内学者2005年的考察记录，逐字逐句校勘。遇到存疑之处，他便翻开自己珍藏的《大明会典》《郑和航海图》，从明代外交文书的用词习惯、郑和船队的布施惯例中寻找佐证。历时数月，沈鸣不仅补全了南京复碑时的10处空白，还修正了多处以往释读中的笔误。

　　墨痕续篇：让历史遗产照见未来

　　校勘出完整碑文，只是沈鸣守护“郑和碑”的开始。为让这份历史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他在斯里兰卡期间还推动了两件关键事：一是与斯里兰卡文化部门反复协调，促成江苏省文物工作组于2014年5月赴斯，成功制作“郑和碑”拓片——这是中国首次获得该碑的拓片原件；二是推动博物馆为石碑加装定制玻璃保护罩，并协调使馆补充了中文说明牌，彻底解决了原碑“难认、难护”的问题。

　　那段时间，沈鸣几乎成了“半个考古专家”。斯里兰卡方面同意拓碑后，他踩着梯子，手持手电筒与相机，从不同角度记录石碑细节；同时泡在斯里兰卡国家图书馆、博物馆的文献室里，翻阅前辈学者的研究论文，将不同版本的释文逐一比对，剔除错误信息，完善正确解读，让中文碑文的释读更精准，并将准确的中文释文打印出来，赠送给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收藏。随后，他以自己最擅长的正楷，按原碑格式完整抄录碑文，装裱后悬挂在石碑旁——从此，每一位来访的中国游客，都能清晰读懂这份六百年前中斯外交交流的实证。

　　六百年前，郑和在斯里兰卡立碑打下了中斯友好交流的根基；六百年后，沈鸣用书法誊写的碑文配挂在其原碑旁，为新时代续写了两国友好的篇章。

　　如今，南京牛首山河依旧静静流淌，沈鸣书桌上的徽墨，仍泛着熟悉的幽光。他用一支毛笔、一砚浓墨搭建的古今对话，并未随时间停滞——就像“郑和碑”上的字迹，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继续诉说着跨越山海的友谊，传递着从未中断的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