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的南京城，刚从兵荒马乱里缓过点气，街头巷尾看着热闹，可朱元璋坐在皇宫里，屁股底下总像垫着针毡。天下是到手了，可手里这副牌难打——老百姓家里锅都快见底，朝廷粮仓更是捉襟见肘，最头疼的是那堆兵，多到养不起，裁了又怕出事，真真是左右为难。

　　改朝换代之际，裁汰军队、遣散流民向来是关乎江山稳固的难题。秦始皇早有法子，调十几万军民去筑长城，把潜在的麻烦变成国防屏障，比空耗军费划算得多。朱元璋心里门儿清，面对明初百万大军的吃饭问题和安稳问题，于是就学秦始皇那套“以工代防”，发动军民大修城墙。从南京到北方重镇，砖石垒起来的不光是挡人的墙，更是把闲散的兵、无业的民变成了干活的力量。这治国的门道就藏在里头——把隐患消弭在实在的营生里，用实打实的基建筑牢江山根基，这便是城墙背后隔了千年也管用的办法。

　　那时候的军队人数，说出来能吓一跳。史料上明明白白写着，其军最多时人数达316万，在靠天吃饭的年月，这简直是把家底往火里扔。为啥这么多？还不是打仗收编的人太多。元朝垮了后，蒙古骑兵跟没头苍蝇似的，有的跟着元顺帝跑了，有的投了王保保，更多的觉得“识时务者为俊杰”，干脆投了明朝，这些人一股脑塞进军队，人数能不多吗？元顺帝跑的时候，身边就6万户蒙古人，剩下的44万户里，不少都成了明军的人。再加上各路起义军凑的热闹，这军队成分就跟夫子庙的杂耍班子似的，三教九流啥人都有，谁真心跟着朱家干，谁也说不准。

　　这么些人要吃要喝，朝廷的钱袋子早就空了，裁军是板上钉钉的事。可裁多少？得拿捏好。北边的北元还没死心，纳哈出带着几十万部众在松花江以北晃悠，元惠宗在上都磨磨蹭蹭想翻盘，为此还北伐了十三次之多，精锐部队肯定得留够。第一次北伐，徐达、李文忠分两路出击；第二次更是浩荡，三人各带五万兵，三路齐发。这么看，百万左右的军队得留着，剩下的就得另找出路。

　　这些要被裁的兵，要是散到民间，跟北元的残兵或是地方上不安分的人勾搭上，那新建立的明朝就得变天。朱元璋夜里睡不着，琢磨来琢磨去，与其让这些人闲着生事，不如让他们搬砖垒墙！

　　这主意一打定，南京城就跟开了锅似的。

　　城根底下天天跟赶大集似的，原来扛枪的兵成了搬砖的工，附近郡县的百姓也被征调过来服劳役，秦淮河边的石灰窑烧得通红，窑工喊号子的声能传到聚宝门。

　　南京老辈人生前常说，那时候住城内外棚户区的民工，天不亮就揣着块糙米饼赶工，女人则在家把稻草搓成绳，好给城墙捆石料。

　　朱元璋这人精，知道城墙得结实，定下规矩：每块砖都得刻上府州县、总甲、工匠的名字，一共九级，哪块砖出问题，顺着名字一查一个准。有回发现一批砖“敲着发闷、断了有孔”，直接把窑主拉到工地示众，吓得后来的工匠，夜里都拿锤子敲自己烧的砖，生怕出岔子。

　　要说这城墙修得有多讲究？最高26米，墙基最宽20米，顶宽2到14米，跟现在三层楼似的。护城河更厉害，周长三万多米，最宽的地方能跑船，深的地方淹得过人。

　　13座城门各有各的用处，中华门（那时候叫聚宝门）最神气，三道瓮城跟迷魂阵似的，敌军进来就别想出去，27个藏兵洞能藏三千多人，和平年月走车过人，一打仗就成了铁疙瘩。

　　工地上的日子，说苦也苦，说乐也有乐。军队里的人改当工程兵，每天搬砖垒墙，倒比在营里瞎琢磨强。南门城外修了“瓮池”澡堂，累了一天的工匠和军士能去搓把澡；城里的小商贩瞅准机会，挑着担子卖茶水、凉粉，吆喝声能盖过夯土的号子。

　　有个唱小曲的，编了段“城墙高，城墙长，挡住鞑子保家乡”，在工地上传唱，后来竟成了南京小调的老底子。

　　就这么着，近百万之众干了28年，把南京城砌成了铁桶。那些可能生事的兵，成了城墙的一块砖；朝廷不用愁养闲人，还落下个万年基业。

　　现在走在明城墙上，摸着那些带着名字的砖，能想起当年工匠的糙手，能听见秦淮河边的号子，更能明白朱元璋的心思——

　　与其天天防着“假想敌”，不如把力气花在实处，让老百姓能踏实过日子，这才是真的稳当。

　　如今这城墙成了宝贝，游客摸着砖缝听故事，老南京人在城墙根下棋晒太阳。

　　谁能想到，六百年前这堆砖石，不光挡住了刀枪，还盘活了一个王朝的日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