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宛如一道曙光，照亮了无数工人、农民和知青的前路，成为改变命运的珍贵契机。那年冬天，570多万年轻人或已不年轻的人怀揣着梦想奔赴考场。然而，最终录取人数不足30万。此后，改革开放的浪潮涌起，各地广播电视大学纷纷开办，有些大专院校也设立夜大班，为渴望知识的人们开辟了新的求学通道。

　　1982年，我有幸成为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系统电大汉语言大专班的68名在职学员之一。开学初期，我们主要在局礼堂集中上课。那时没有电视教学，只能通过放磁带听录音来学习。久而久之，大家逐渐产生了“受教疲劳”，内心无比向往能聆听大学老师面对面授课。

　　在电大文科班的课程设置中，形式逻辑并非必修课，但我深深被这门课程吸引，它就像一把能开启智慧宝库的钥匙。强烈的求知欲驱使我另辟蹊径。于是，每周两个晚上，我前往南京师范学院（后升格为师范大学）夜大班蹭课当起了旁听生。

　　南师主讲逻辑学的是黄浩森老师。他五十来岁，身材魁梧，留着大背头，精神抖擞，眼神中透着睿智与温和；一站上讲台，就带来一股稳健有力的气场。他说话带有一些地方口音，但丝毫不影响观点的表达，反而增添了几分风趣幽默。他将晦涩难懂的逻辑学知识讲得引人入胜，妙趣横生，深受同学们喜爱。

　　黄老师每次上课，大教室总是座无虚席，连过道台阶也挤满了人。起初，黄老师以为除了夜大班学员，其他人都是本校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并未注意到我和其他“外来客”混在其中。

　　一天晚上，教室灯光暖黄明亮。和往常一样，黄老师站在讲台上，拿起粉笔轻敲黑板，声音洪亮且富有磁性：“今天，我们来讲讲形式逻辑跟辩证思维的区别。”随后，他在黑板上写下“1+1=2”，转身笑着问我们：“在形式逻辑里，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等于几个苹果？”我们不假思索，齐声回答：“两个！”黄老师满意地点点头，话锋一转：“那从辩证思维看，一个人加一杆枪等于几？”

　　此话一出，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大家面面相觑，满脸疑惑。片刻后，小声的讨论声渐渐响起。前排一位男生率先举手站起来说：“等于一个武装的人！”黄老师笑着示意他坐下，又看向其他人。一位女生有些犹豫地说：“这得看情况吧，要是这人不会用枪，那可能还是一个人和一把枪，加不起来。”教室里顿时响起一阵轻笑。

　　黄老师不置可否，接着抛出问题：“一个连的解放军加上一个连的国民党兵，等于几个连？”这问题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千层浪。同学们立刻炸开了锅，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有的说：“从形式逻辑讲，简单相加肯定是两个连。”马上有人反驳：“这可不一定，两个对立阵营的连一旦打起来，能剩一个连就不错了。”还有人说：“要是国民党兵那个连战场起义呢，那肯定一加一等于二。”又有同学提出：“万一这个连有的不愿被收编，跑了一个排，其他还在犹豫，这咋算？”大家各抒己见，争得面红耳赤，教室里热闹非凡。黄教授看着这场面，嘴角微微上扬，眼中满是鼓励和欣慰；同时耐心倾听大家发言，还不时提醒点拨引导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讲到概念偷换和外延与内涵的区分时，黄老师缓缓说道：“生活中，概念偷换的情况可不少。比如，有人说‘我买了一只包，是真皮的，还特别便宜’，另一个人就说‘那我也要买你这样便宜的真皮包’。可等第二个人买回去，就发现不是自己想的那样。”他停顿一下，拿起讲台上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真皮”两个字，转身解释道：“第一个人说的‘真皮’，内涵可能只是动物皮，外延包含各种动物皮做的包；可第二个人理解的‘真皮’，内涵可能更偏向高品质的牛皮，外延范围一下子就缩小了，这就是典型的概念偷换。”我们这才恍然大悟，纷纷点头，没想到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竟藏着这么多形式逻辑和辩证思维的学问。

　　然而，好景不长，来蹭课的人越来越多，有电大生、函授大学的自学者等。黄老师的逻辑学课只好换到教学楼演说厅。即便如此，依旧人满为患。系里无奈开始点名，结果喊一个名字常常有两三个人同时答应，场面十分滑稽。最后，学校规定凭夜大班学员证才能入场。从那以后，我没法再去夜大班蹭课了。所幸我们一轻系统的电大班及时调整课程，上午听录音讲课，下午请南师的秦家琪、陆协新、吴锦、何永康等以及南大有关名师轮流辅导。可惜的是，逻辑课不是必修课，没能请到黄老师授课，为此留下深深惋惜和念想……

　　这段短暂的蹭课经历，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既是我对知识热爱的见证，同样也能体现那个时代人们对知识的热切渴望。虽然没能再聆听到黄老师的教诲，但课堂上那些思维碰撞出的火花，始终激励着我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