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学明和我同在一个单位，但由于这个单位比较大，平日里各忙各的，交流的机会并不多。前两年的一个夏天，上海一位老诗人来宁，我请学明一道作陪，那天算是聊得较深的一次，他特地带来两本诗集送我。今年在一块又聚了一次，他拿了最新出版的三卷本《龚学明的诗》给我。再加上不久前向他讨要的据说卖得很火的《爸爸谣》，这样我就有了学明签赠的六本诗集。书都是大部头，很重，我把它们背到了这一段较多居住的盱眙乡间来，放在床边的书桌上，不时地取一本挑几首诗来读。

　　学明在写诗的路上出行很早，20岁还在南大历史系读大三时就在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诗歌报》上发作品了。27岁安徽文艺出版社就给他出了第一本诗集。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他大量的精力放在跑线索、写新闻上，兼出过几本诗歌以外的作品，有纪实文学、散文和随笔等。但在他心中，诗歌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百川竞流终归海，他对包括新闻在内的其他题材的涉足与探索，似乎都是为他创造更优质的诗而做准备的。进入五十岁以后，他在这个一生为之奋斗的制高点上开始真正发力——在国内一些重要的文学刊物和诗歌刊物上他以出色的诗篇频频亮相，同时以超过一年一本的节奏密集性地推出他的诗歌集。我忍不住地要为他列一下书单：2017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了《冰痕》；2018年由南京出版社出了《白的鸟，紫的花》；2019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了《爸爸谣》；202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世间万物皆亲人》，由南京出版社出了总名为《龚学明的诗》三卷本（书名分别为《谁给了我红浆果》《闪电》和《不可复制的旅程》）。前后八本诗集，厚厚的一摞，总篇幅至少在1000首以上。记得学明在一本诗集的自序中，曾就一个诗人写作产量的多寡谈过自己的看法，大致意思是说，倘无一定的“量”，便很难评估它的“质”。这个观点我以为应当是能成立的。一个诗人可能只有一首或两首诗能真正被世人记住或流传下来，但这个诗人一定不会就只写了这一首或两首诗。“量”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尺度，它需要时间、意志和多方面的因素来成就。学明以如此可观的量，无疑构成了他在当今中国诗坛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

　　有了“量”以后自然还要考察它的“质”。从我拿到的这几本诗集里我看到了一批诗坛大咖的名字，他们不约而同地站出来，为这个显然有着特别天赋的诗歌同道叫好。比如今已八十六岁高龄的著名诗评家叶橹先生从学明的知识结构和艺术追求上，看出他“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联”既“有所接受”，又“有所保留”，认为这恰恰“形成其诗作意象上的个性化”。另一位受人尊敬的老诗人冯亦同先生对学明诗中所透溢的“血浓于水、骨肉情深、恩重如山这些传承着生命信息、古道热肠的诗意情怀与美学真谛”倍加赞赏，指出“他始终不渝的对于美的追寻、对于善的坚守”，是“一个纯粹的诗人的宿命”。《诗刊》前主编、著名诗人叶延滨称“龚学明像一个燃灯者，以自己的心点燃他人的心”，“照亮这个世界”。广东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杨克评价学明“在父亲病痛和去世时写下的112首诗，是新诗中的独有文本，哀恸与绝望挟裹炽热的人子之情喷涌”。特别是2019年4月出版的《爸爸谣》则更是把一批名头极响的诗人都击倒了，赢得他们的一致好评。胡弦这样说：“它成功建构了诗人独特的心灵地理志，使亲情在被赋予更多形而上的内涵时，不失真，有种穿透岁月的感人力量”。车延高称其“艺术的空灵在思维的回味无穷中抵达，让从不丧失理性的眼睛潸然泪下”。林雪评价它是“一部平民史诗”，“以日常、平常甚至庸常的生活美学代言英雄豪杰卓越的世间传奇”。郭建强认为这是“百年新诗唯一专注献予父亲的诗集”，“在讲述与感受、分析和分辨、怅然和深爱中，让一代中国人父亲的形象回归于真实，展示了一种平凡的力量；也让诗歌散发出具有人性温度的热量和光芒”。

　　这样评述者的名单还可以继续排下去，其中一部分是作家和诗人，如现任《诗刊》主编李少君、卸任不久的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丽宏、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梁平、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协副主席盘妙彬、《深圳诗歌》执行主编李犁等；另一部分是著名的研究学者，如南京大学孙江教授、南通大学王志清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吴投文教授、南京理工大学张宗刚副教授、评论家孙思、博士后荒林、南京财经大学远心副教授等。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视角和评述方式，对龚学明的诗歌创作及其风格特点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几篇文章在专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提出龚是“中国现代主义亲情诗歌写作第一人”的说法。我的理解，这个第一，不光是指其这方面进入的专一，更是指他这类作品在触及灵魂的审视上，做到了厚重深刻、幽玄澄明，有人所不及的高度。

　　“量”和“质”共同呈现的出类拔萃，表明龚学明作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已走在了令人瞩目的国家第一方阵里。而建立这样一个认识上的定位，对于我们阅读和体会他具体的作品，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