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此话意蕴深刻，令人咀嚼不已，回味不尽。
我于1971年6月进矿，属于大屯煤矿第一代矿工，直到1988年8月调动至南京，整整十七年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祖国的煤炭事业。古稀年后，回望大屯，不禁忆潮滚滚，思绪滔滔，往昔人事，皆涌心头。
他，是个正直低调的人
1973年7月，我从一名井下瓦斯检查员调到矿建第一工程大队（即姚桥矿的前身）政工组搞保卫工作，担任内勤。那时，各单位的内部机构都称为组，所谓“大组套小组，上下一般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才改称为某某科、某某处。户籍管理是内勤的一项具体业务，建矿初期，人员变动频繁，每过几天，我就要骑自行车去指挥部和当地派出所申报户口。从姚桥矿内到当地派出所有20多里路，再到指挥部还有5里多路，骑一趟约要个把小时。当我首次骑车到达指挥部政工组办理户口时，正值夏季高温的下午，直骑得大汗淋漓，浑身湿透。接待我的是位中年人，穿着四个兜的军便装，一脸严肃，既不说话，也不叫我坐着歇歇喝杯水，随即把相关户口资料登记在户籍簿上。我静静地站在边上，只见那人笔走龙蛇，字体娟秀，看了肃然起敬。回到矿里，我忙向办公室的老同志打听，才知道他叫彭连章，转业军人，是从上海市海运局机关调至大屯的。
（右一为彭连章，右二为作者）
1975年的某星期天，我正在值班，彭连章挎着铺盖、拎着旅行包来到办公室，自我介绍道，我来姚桥工作了。第二天上班，党委副书记卓超同志到组里宣布，彭连章同志任矿建第一工程大队党委委员、保卫组组长。就这样，我和老彭不仅在一起办公，还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相处。时间一长，我发现老彭虽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但判断疑难问题非常精准，处理棘手事情十分稳妥。对待同志则关心到位，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发挥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采取大雪无痕、润物无声的方法。比如，接替我管理户口的老杨，原是上海某公安派出所所长，从下放黑龙江农村后调到我矿。他在户籍管理上很有创意，到年终评比时，针对不同意见，老彭力排众议，使老杨来矿的当年就评为矿上先进。而我之所以能够在1978年、1979年和1980年连续三年被评为上海市公安保卫系统先进，我心中很明白，这是和老彭多年来的关怀、指导和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我和老彭在姚桥矿保卫科一起工作七年，在公司公安处一起工作两个年头，直至我即将调离大屯的那年，我才知道老彭竟然是烈士后代，他父亲是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牺牲的。无论他是担任保卫科长还是公安处副处长、副政委（正处级），他始终保持着低调内敛的姿态，从不以此吹嘘自诩，更不作为炫耀资本，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啊！
去年6月19日，远在重庆的迟文纲来电话，说是老彭在前天因长期患帕金森症而去世。接此噩耗，我久久说不出话了，难过了好几天。屈指算来，老彭只有83岁。我想，他已和他的烈士父亲在天国团聚去了。
听“白工”讲纪凯夫案件
我在姚桥矿工作期间，与矿里的白靖宇工程师接触并不多。当时，他是矿上的工程师，人们称呼他为“白工”，按眼下时髦的话，说是技术大咖，在矿生产技术组和矿调度室时常看到他忙碌的身影。那时，我就听说白工是我国矿业最高学府的北京矿业学院（即现在的中国矿业大学）毕业的，分到煤炭部工作，后从北京某设计院调入大屯，他精通俄语，还出版过几本书。在我心目中，白工是“乒乓响”的顶级技术权威。
1976年9月初至10月上旬，矿党委要求机关人员下区队搞“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报名参加了。我和白工分在掘进一队，我们一起参加班前会，一起下井一起上窑，一起掘进迎头干活，一起靠着煤帮吃饭，又一起在大池子洗澡，真正是零距离接触。时间一长，我觉得，白工是个十分健谈的人，不仅谈吐不俗，而且很有思想，很有见地，他娓娓道来的北京话很是悦耳。
有一次在掘进头干完活后，我和白工坐在一起歇歇，他知道我参与查办矿里的一些案件，就问我知道“纪凯夫案件”吗？我说从没听说过。于是，白工就向我叙述该案的来龙去脉，把我听得一楞一楞的。最后，白工意味深长地说道，此案很有镜鉴作用和警示意义。上窑回到宿舍，我认真回想着白工所叙述的“纪凯夫案件”，此案发生在1951年的武汉某医院，该院总务科现金被盗，报案人纪凯夫被诬为盗窃遭逮捕，而真正作案人则是医院的党支部书记。这起案情并不复杂的盗窃案件，由于在侦查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挟嫌报复和徇私枉法等问题，从而牵动了武汉市、湖北省和中南局的大领导，直至惊动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关“纪凯夫案件”我算是牢牢记住了。
到了十年后的1986年，我在华东政法学院就读，仍没有忘记“纪凯夫案件”，为此我还特意请教犯罪学系和刑法教研室的老师，他们一致认为此案对党政机关尤其是政法机关和纪检机关有着深刻警示作用，对相关教学亦极具辅导意义。
我们这次到掘进一队参加“三同”的时间节点真是不一般，此节点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啊！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并宣布那场运动结束，历史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白靖宇工程师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讲起“纪凯夫案件”，我终生难忘。当时，他是否预见了什么呢？
难忘的人，难忘的事
1976年12月，矿党委任命我为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其实，这只是个兼职，我的主业是保卫干事。那时，支部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机关人员劳动，还有就是推动各部门的政治学习。某天，机关人员在地面干清理活，我老远看到原在采煤队的职工袁庆生正在埋头苦干。我听团委书记老郭说，小袁刚抽调到团委工作不久，他1971年进矿，老家在常熟。过了一会，我正准备喊人将一根长铁管扛走，小袁主动走上前来，我俩就一前一后扛起了铁管，好沉啊，至少一二百斤重。显然，小袁力气比我大多了，不愧是采掘工出身，他健步走在前面，我在后面步伐有些踉跄。铁管卸下后，我直喘粗气，小袁却显得非常轻松。
1976年底的一天下午，团委书记老郭叫我立即骑摩托车送小袁到微山县火车站，说是第二天他在枣庄煤矿培训的区队要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小袁的入党申请。老郭还说，小袁在那边解决了入党问题，回到矿团委就便于开展工作了。义不容辞啊，我二话没说，穿了件棉大衣，就去发动车子。当时姚桥矿仅保卫组有一辆两轮摩托车，我算是兼职司机。寒风凛冽，我和小袁一路无话，直驶微山火车站。此时的气候日短夜长，把他送进火车站后，天色已黑，糟糕的是天骤然突变，开始下雪了。我一咬牙，一跺脚，随即驾车开往回去的路。真正是尝到饥寒交迫的味道了。摩托车开到一半路程，突然前大灯灭了，车也随着停下来。我心里一震，这晚上四周漆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如何是好？！由于太冷，我的手快冻僵了，只好将手放在排气管上取暖，然后拔开座垫，摸索着检查电瓶线路情况。还好，是电瓶连接线松动了，我设法加固后电又通了。此时，雪越下越大，我连忙驾车前行。由于路况不好，只能减速行驶。直到看见姚桥矿井塔楼的灯光时，我已是筋疲力尽，终于到达煤矿了，整个人几近冻僵。我去食堂吃了两个大肉包，后即去澡堂洗澡取暖。这段难忘的经历，若干年后我还写了篇小文章，标题是“风雪夜归人”，刊登在了南京的《扬子晚报》。
小袁在团委干了一段时间，就安排到掘进工区担任党支部书记。有一次，矿党委召开各部门支部书记会议，要求每个部门汇报一下当前工作情况。我参加了会议。轮到袁庆生发言了，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本工区的生产情况，接着话锋一转，谈到党委任命某人为工区副区长不合适，此话一出，会议室的气氛霎时紧张起来。随后他有条不紊地阐述理由和看法，这种直言不讳的勇气真是难能可贵。而被小袁提到的某人，后果然因盗窃公物受到了判刑处理。我想，如果每人都是马屁熏天或牛皮匝地那种做派，我们的神圣事业怎能兴旺发达呢？！
1982年夏，我调到了指挥部保卫处工作，年底又成立了公安处，整天忙碌不已。调离姚桥矿后我和小袁就没有什么联系，后来听说他调回老家常熟了。十年后即1992年的秋季，我妻子已从大屯职工学校调到省冶金干部培训中心，该中心离我家很近。一天，我在附近散步（当时我病休在家），看到一人从培训中心招待所里走出，那不是袁庆生么，我马上迎上前去。一阵寒暄，才知道小袁调回常熟后进了省属企业的无缝钢管厂，还担任了副厂长，这次是来省里，参加培训学习的。我俩交谈甚欢，第二天我又把他请到家里畅谈，他还说起我送他到微山火车站的往事呢。
后来，我妻子王惠出差到常熟，去了无缝钢管厂看望袁庆生，小袁予以热情接待。到了1994年，突然有消息传来，说是袁庆生患了肝癌，病得很重，正在上海抢救。我自己身体不好，同病相怜，因此格外关注，曾几次向他家里打电话。不多久，就传来他病故的噩耗。他才四十岁出头啊！对于他的英年早逝，我十分惋惜，难过了好几天。我因心情苦闷抑郁，连续几天睡不好觉后，导致疾病发作，又一次住进了医院接受治疗……
我写到这里，不禁想到，这些离去的人啊，曾经为大屯煤矿的开发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活着的人怎能将他们忘怀呢？
（2025年1月第一稿；2025年3月第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