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武宗灭佛力度大
据《旧唐书》卷第十八《武宗本纪》，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秋七月，根据中书门下省“上州望各留寺一所”“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的疏奏。武宗皇帝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要求在“国忌日”官吏行香祭拜时，“宜于道观”，不要去寺庙。上都、下都，每条街留两座寺庙，每座寺庙只留30个僧人。上都左街保留慈恩（寺）、荐福（寺），上都右街保留西明（寺）、庄严（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东都即洛阳市只留僧人20个，诸道原留僧人20者减其半，原留10人者减为3人，原留5人者不再保留。凡是不需要保留的寺庙，“立期令所在（地）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朝廷督查工作要紧紧跟上。
武宗灭佛行动拉开了帷幕。
在接到皇帝御批后，中书省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佛）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
又奏：“僧尼不合隶祠部，请隶鸿胪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寺庙的财货、田产没收归官方所有，撤除的寺庙木材用以“茸公廨舍”，修建政府办公场所；寺庙废弃的铜像、钟磐等用以铸钱。
对于这些建议，武宗皇帝当然恩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灭佛运动已迅速展开。
又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八《唐纪》六十四记载，德宗皇帝“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劝皇上慎重处理此事。但唐武宗的决心已定，为了国家和民众利益，不能再让如此庞大的僧尼人众坐吃山空、损耗国力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席卷全国的暴风雨般的灭佛运动，取得明显重大成果。到了八月，宰相李德裕等又奏：“东都九庙神主二十六，今贮于太微宫小屋，请以废寺材复修太庙。”皇帝当然准奏。
还是在八月，武宗皇帝通过制令形式，亲自“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向朝野宣告佛教的弊端危害，对佛教再次进行系统声讨，对灭佛取得的重大成果予以及时总结，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武宗皇帝指出：朕闻夏商周“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浸兴，因国力不景气的“季时”造成。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佛教迷惑。
由于佛教传教时要有仪式、有音乐、有场所，“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武宗皇帝由此大声疾呼：“坏法害人，无逾此道”，没有比佛教更害人的了。
武宗皇帝又从国计民生、国家文化安全角度指出：“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唐代削佛、灭佛，并非从武宗皇帝开始，但都不够彻底，反而出现反弹，这是历史教训，必须吸取。所以，他在制令中接着指出：“贞观、开元，亦尝釐革，划除不尽，流衍转滋。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诚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再次体现了彻底铲除佛教这一千古“蠹源”的政治家胸怀。
这次灭佛运动，全国拆除寺庙4600余所，僧尼还俗26万500人，这些人都将成为国家的纳税人，“收充两税户”；拆除民间私建的招提寺、兰若寺4万余所；收回上等膏腴肥田数千万顷；增收15万奴婢为“两税户”。余下所留僧人，“皆隶主客，不隶祠部”，国家财政一律不承担这些僧人的费用，以体现本土教与“外国之教”的区别。同时勒令“大秦穆护、祅僧（古波斯、古罗马传教士）3000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
通过这次“前古未行”的灭佛运动，“驱游惰不业之徒，已逾十万；废丹雘无用之室，何啻亿千”。
武宗皇帝感慨到：“自此清净训人，慕无为之理；简易齐政，成一俗之功。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他要用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来教化国民，使民众之心与朝廷一致。对于这场空前的灭佛运动，“百官奉表称贺”。
面对强大的灭佛国策，五台山的僧人已没有更多的立足之地了，大多数僧人逃亡奔向幽州一带，寻求活路。幽州为阻止这种现象，在居庸关架起两把大铡刀，放狠话说：“有游僧入境，则斩之。”迫使那些游僧断了念头，还俗务本，自食其力。
但是，唐武宗在取得灭佛运动重大胜利后，到了九月份，却因吃了方士炼的“金丹”而出现性情更加躁急、喜怒不常现象。实际上，自秋冬以来，他就感到龙体不适、有疾病了，但是，“道士以为换骨”。这帮道士忽悠安慰皇上，说这是在“换骨”，出现不舒服现象属正常。皇上吃的“金丹”是由身边道士所炼，“上秘其事”，外人也不太清楚。但大臣们对皇上“希复游猎”感到奇怪，宰相奏事时，也不敢久留。武宗皇帝也感到身体支撑不了强大的工作量，“诏罢来年正旦朝会”，提前通知大臣们，明年的“正旦朝会”取消。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甲子，“上崩”。武宗皇帝虽然灭佛有功，永垂史册，但在道士“金丹”的引诱毒害下，不仅没能长生，反而过早地结束了生命，年仅32岁。大唐王朝又一位皇帝倒在了养生专家的“金丹”大补丸威力下。
五．唐宣宗佞佛也疯狂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丁卯，唐宣宗李忱即皇位，按辈分，他还是前任皇帝的皇太叔。李忱登基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杖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流罗浮山人轩辕集于岭南”，因为正是这帮道士们害死了唐武宗。后来又诛杀道士刘玄清等十二人，因为是他们蛊惑唐武宗“排毁释氏”的。
在五月大赦天下后，唐宣宗接下来对佛教却采取了与前任皇帝截然相反的政策，致使武宗皇帝的灭佛成果很快化为乌有。灭佛出现重大反弹，佞佛势力又迅速高涨。
据《旧唐书》卷第十八《宣宗本纪》记载，五月，“左右街功德使”上奏唐宣宗，宣宗准奏：上都两街旧留四寺外，各增置八寺，除了兴唐寺、保寿寺仍用原名，其他寺庙名称作相应更名。僧尼依前，仍隶功德使，不隶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一切照旧。
大中元年（847年）闰三月，又下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字。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釐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对会昌五年所废寺庙，有僧人能够修葺营建的，就让他们使用，“有司毋得禁之”。明令政府部门，对佛教大开绿灯，一时间，“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换了皇帝，就意味着换了对佛教的政策。政策多变，成了大唐王朝的一大特点。唐武宗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随着他的驾崩而宣告结束，而佛教如同被再次淬火，更加深入人心，更加激发起大众热情。佞佛之风，在中、晚唐再度兴起。我们从朝廷大臣、皇室成员佞佛现象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大中二年十一月，万寿公主在“在慈恩寺观戏场”观戏。
大中五年三月，以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唐宣宗曾将郑颢检举白敏中的信件一直存放在禁中小柽（chēng）函中，在白敏中离京时，皇上把那只小柽函拿来给白敏中，对他说：“此皆郑郎谮卿之书也。朕若信之，岂任卿以至今日！”白敏中听了后十人感动，回到家里，“置柽函于佛前，焚香事之”。皇帝与朝廷大臣都佞佛，全社会更是如此。
针对唐宣宗对前任皇帝灭佛国策的全面否定、使佛教势力迅速卷士重来，当时的有识之士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也曾发出质疑声音，大胆向皇帝进言。
大中四年（850年）六月，进士孙樵上疏：“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发七十万僧，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遽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乎？所役之功，岂若东门之劳乎？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对唐宣宗因佞佛而导致国力虚耗、劳民伤财表示强烈不满。
秋七月，中书门下省奏：“陛下崇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史量加撙节。所度僧亦委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对于这一条建议，宣宗皇帝听从采纳了。
冬十月，中书门下省又奏：“今边事已息，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望且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这条意见，宣宗皇帝也听从采纳了。
大中六年（852年）十二月，中书门下省又奏：“度僧不精，则戒法堕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县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皇帝又“从之”。
唐宣宗佞佛，晚年却颇好神仙，派遣中使到罗浮山，迎回道士轩辕集，这个轩辕集就是被唐宣宗登基后流放的。
大中十二年（858年）春，道士轩辕集来到长安，皇上立即召入禁中，问他“遐寿长生可致乎？”对曰：“徹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周给，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何必别求长生也！”轩辕道士所讲的长生之道，也是强调寡欲，尚德，尊重自然。在皇宫中呆了数月，轩辕集坚决要求回到罗浮山，宣宗皇帝也只好同意“遣之”。
但宣宗皇帝已经开始服用方士的“金丹”了；到了二月，他因“饵方士药，已觉躁渴，而外人未知”；又因服药而产生心理变化，对身边大臣侍从疑忌开始加深，弄得人心惶惶不安。
大中十三年（859年）六月，唐宣宗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的长生药，脊背上开始生疽。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见。生命垂危关头，皇上又秘密地将夔王李滋嘱托给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让他们立第四子李滋为皇位继承人。但左军中尉、宦官王宗实等矫诏，坚持立宣宗长子、郓王李漼为太子。唐宣宗于八月七日在大明宫驾崩，一位佞佛而又贪服“金丹”补药的大唐皇帝又倒下了。郓王李漼即位，是为唐懿宗。
李唐王朝已经步入晚期，丧钟即将敲响，但佞佛的热度不减。
六．唐懿宗再迎法门寺佛骨入皇宫
据《旧唐书》卷第十九《懿宗本纪》记载：咸通十二年（871年）五月，唐懿宗“幸安国寺，赐讲经僧沉香高座”。《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纪》六十八记载更详细：唐懿宗“幸安国寺，赐僧重谦、僧澈沉檀讲座二，各高二丈，设万人斋。”皇上亲自到寺庙，给两位高僧赏赐沉檀木讲经座台，这座寺庙可以供一万人来听经吃斋饭。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唐代佛教场馆建设及僧人待遇是相当可观的。
咸通十四年（873年）春三月，唐懿宗又要效仿前辈唐宪宗，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旧唐书》的记载是：“诏两街僧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是日，天雨黄土遍地。”
此时的朝廷虽然没有了韩愈，但“群臣谏者甚众”，甚至有人提醒唐懿宗：当初宪宗皇帝迎佛骨，很快就“晏驾”驾崩了。但唐懿宗却对大臣们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如果生前能够见到佛骨舍利，纵然死了也无恨无悔。
皇帝铁了心要迎佛骨礼拜，所以就动员各方力量，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准备迎接佛骨。这些迎佛骨的物件，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富丽堂皇、珠光宝气。
一时间，自京城长安至法门寺，三百里路程，道路上奔驰的车马是昼夜不绝。
夏四月八日，佛骨迎至京师。自开远门达安福门，彩棚彩楼夹道，据说都是民间富室人家自愿捐助的功德，并且举办讲经说法“无遮会”，他们竞相侈靡、讲排场，向佛表忠心。长安大地，“念佛之音震地”“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朝廷动用禁军兵仗作引导，仪仗卫队之盛，远远超过皇家郊祀规模，比唐宪宗当年迎佛骨的场面阔气多了。
唐懿宗登上安福门，礼迎佛骨进长安；又降楼膜拜，竟然“流涕沾臆”，激动得眼泪鼻涕四流。后来又用金帛赏赐僧人及京城耆老中、当年曾经见过唐宪宗迎佛骨场面的人。
佛骨迎入禁中三日，摆了三天道场后，又出置安国寺、崇化寺等京城诸诗，临时供奉。“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当时宰相以下施舍金帛，亦不可胜记。
对于这次礼迎佛骨活动取得重大成功，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唐懿宗甚为开心，下令全国，进行总结表彰。其中有：“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崇释教，至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今观睹之众，隘塞路歧。”由此决定，大赦天下：“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脏、放火持仗、开发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级，递减一等。”
但是到了六月份，唐懿宗就感到龙体不适了。到了秋七月辛巳日，唐懿宗崩于咸宁殿，年仅41岁。生前见到了佛骨真身舍利，他应该是可以瞑目了。
皇位接班人是第五子李儇，是为唐僖宗。到了十二月，唐僖宗下诏，礼送佛骨还法门寺。前任皇帝只做了“迎”佛骨的事，“送”佛骨的任务却要由后任皇帝来完成。由此看来，佛也是救不了皇帝的命，道士的“金丹”更是加速了封建皇帝的死亡进程。
大唐王朝自唐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加之关东连年水涝、旱灾，蝗虫蔽日，自东而西，所过尽为赤地。州县不以实情上报朝廷，上下相互蒙骗，百姓流殍，民不聊生，又无所控诉，只好相聚为盗，如蜂四起。由于州县兵力少，加之承平日久，兵不习战，每与农民起义军相遇，官军多吃败仗，最后发展为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席卷全国。
在剿灭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李唐王朝虽又延续至唐昭宗一朝，前后又坚持了30来年，最终于公元907年被朱全忠“后梁”政权取代。回首观望，唐王朝前后289年，除了内外厮杀、战马咆哮、刀光剑影，能够朝野共享的，应该就只有宗教中的佛教了。后世所谓的“唐诗”，与黎民黔首无关；今人所乐道的“敦煌壁画”，实质就是佛教壁画，就是那个既佞佛又削佛、又灭佛的大唐王朝留下的佛教遗物。
我们从唐代佞佛、削佛、灭佛三个角度，审视佛教在唐代迭荡起伏的命运，把脉李唐王朝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大唐王朝由兴而衰的过程，正是佛教由衰而兴的过程，二者似乎走的是一条相悖的路径，国泰民安盛世之时，佛教往往处于被扼制、被削弱、被扑灭的状态，反之亦然。李唐王朝虽然开始以尊奉老子道家思想为主，但除了家族、皇室的宗庙祭祀礼仪活动，日常百姓生活的空间，已基本被佛教占了上风。可悲可恨的是，那些披着道家思想外衣、打着道教旗号的道士们，他们用炼丹炉炼出来的所谓长生不老“金丹”，一次次断送了一心想要长生不老的李唐王朝不少年轻皇帝们的性命，使他们过早“夭折”了。
作为外来文化，佛教传入中土后，尽管被一次次地削、灭，但恰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般，它顽强地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碰撞交融，有时到了博弈程度，但最终还是在中土生根了。如何在维护好华夏文化以儒道为主体的“道统”基础上，对佛教文化合理内核进行汲取，使之同化为华夏文化，已经是唐代有识之士们开始苦苦思索的问题。
那位要焚烧佛骨的韩愈可能也意识到，光动怒蛮干，把佛骨一把火烧了，那也是无济于事；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内涵，融合外来文化合理内核，可能才是真正的出路。这虽说是学术探寻之路，但却是在探寻民族文化如何振兴之路。韩愈的《原性》《原道》《原毁》等书，提出著名的“性三品”说，从人性本质深层次去思考人类共性问题。韩愈的弟子李翱进一步发挥，著有《复性书》等。他们在佛教文化强大冲击波撞击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从人性角度进行观照思索，已经露出新思想萌芽，如同东方晨曦开始出现。正是在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浸染的漫长岁月中，历史发展到宋代，兼具儒释道思想、以儒家读本为主要载体的新儒学“理学”诞生了。由“儒学”而“理学”，华夏文化“道统”在汲取了佛教文化的合理内核和营养后，赓续传承，创新发展，得以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活力。
束有春 2024年11月3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