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者，巧言谄媚之谓也。“佞佛”就是讨好谄媚佛陀教义，后又泛指迷信佛教。《晋书》卷七十七《何充列传》记载，东晋时期，中书令何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至于贫乏，无所施遗，以此获讥于世”。当时，中书侍郎郗愔及弟弟、吏部侍郎郗昙奉天师道，而何充与弟弟、散骑侍郎何准“崇信释氏”，吴兴太守谢万讥之云：“二郗谄於道，二何佞於佛。”这应该是“佞佛”一词的最早出处，与东晋时期佛教盛行有关，与七朝古都南京有关。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自东汉明帝刘庄时传入中国后，一直存在着佞佛与削佛、灭佛三种态势。在灭佛中，最为知著的要数“三武灭佛”，即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通过《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有关历史文献阅读，我发现，在唐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唐武宗灭佛只是佛教在中国大地上起起伏伏的一个历史节点，唐代的佞佛与削佛、灭佛之争一直存在着。透过佞佛、灭佛（含削佛）的博弈，我们可以对大唐王朝曾经存在的政局混乱、思想文化混乱现象作一认知，对佛教文化在中土生根发展有所认知。
一．初唐、盛唐时期的削佛
公元618年，李渊在隋末动乱中，不断翦灭异己势力，建立起李唐王朝，年号“武德”。据《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列传》《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载，武德七年（624年）（《通鉴》作“九年”）夏四月，太史令傅奕上疏，请求朝廷下令，“除去释教”，即清除佛教。
傅奕指出：“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嚇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忏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
作为精通历史的太史令，傅奕对佛教的原产地、传播到中土时出现真经假经混淆现象、对中国传统儒家“忠孝”文化造成的伤害、对社会稳定造成的破坏、对人的思想造成的混乱等予以彻底揭露，开启了大唐王朝声讨清算佛教弊端的先河。
傅奕从唯物主义角度分析指出：“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有佛”。一些狡诈的僧人为了愚弄百姓，把人世间一切都归到佛的身上，是佛在起作用。“愚僧”们的所作所为是在“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佛教已经对国家施政造成危害，出现这种现象，实在是太可悲了。
傅奕接着从中国历史传疑时代的伏羲氏、神农氏开始，一直到汉、魏王朝建立，“皆无佛法”，但那时却仍能出现“君明臣忠，祚长年久”可喜现象。到了东汉明帝刘庄时，“假托梦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传说东汉明帝曾梦见一个闪闪发光的巨大金人从西方飞来，这个“金人”被当时的博学之士们解梦为是西方的佛陀。后来就出现“白马驮经”、在洛阳建立白马寺、由随白马送经而来的西域“桑门”（沙门、和尚）开始在中国传教现象。
傅奕指出，西晋以上，国家有“严科”规定，“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之事”。即不允许国人随便削发，因为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如果削发，就是对父母的最大不孝。但自从西晋末年出现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乱华”后，中土出现“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现象，他认为，“皆由佛教致灾也”。南朝梁武帝萧衍虽佞佛如痴，仍摆脱不了被侯景活活饿死、江山很快灭亡的悲惨结局。北齐襄帝高澄信佛，在受禅前夕，被膳奴兰京所弑，时年二十九岁。有监于此，傅奕大声疾呼，这些“足为明镜”，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佞佛酿成的悲剧不可重演。
傅奕接着以褒姒仅一人，妖惑周幽王，导致西周灭亡的历史教训，指出：况如今，“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竞为厌魅，迷惑万姓”！如何解决这种社会问题，傅奕从人口增长、家庭建立、社会稳定、军队国防建设等方面提出对策：“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清除佛教，于国于民于家庭都有利，社会风气会也会随之出现根本好转。
由于李唐王朝刚刚建立不久，皇帝李渊对佛教的态度如何，不清楚，所以，傅奕在上疏最后，举了北齐朝的章仇子他（亦作“佗”）当年也曾上表灭佛，最后惨遭不幸的例子。北齐朝章仇子他曾向朝廷建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由于诸僧附会宰相，在朝廷上对他进行谗毁，诸尼又依托妃主，在暗中对他谤讟诋毁，章仇子他最后竟被囚絷，刑于都市。一直到了北周时才被平反。傅奕在疏表最后指出：“且古今忠谏，鲜不及祸”，虽然如此，“臣虽不敏，窃慕其踪”，他也随时做好被砍头的思想准备。在这之后，傅奕又上疏十一篇，篇篇“词甚切直”。
在接到傅奕上疏后，唐高祖李渊下诏，让百官上朝议其事。众大臣三缄其口，唯有太仆卿张道源称赞傅奕奏疏合理，很快又出现不同意见，朝廷上展开了激烈辩论。
中书令萧瑀争辩说：“佛，圣人也，傅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这位萧瑀，其高祖父就是南朝梁武帝萧衍。
傅奕回答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萧瑀之谓矣！”傅奕认为，人都是父母所生，不是如神话传说中是由“空桑”中生存来的，萧瑀是在主张人无父母，主张不孝。萧瑀无言以对，只好合手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诅咒傅奕要下地狱。
大臣们再争吵，最终取决于皇帝态度。李唐王朝奉老子李聃为先祖，自然倾向于道教，但“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于是，“皆如傅奕所言”，完全赞同傅奕观点。大唐王朝建立初期，就拉开了削佛帷幕。
当时京师有许多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不甚清净。据《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载，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皇帝李渊下诏，指出：“释迦阐教，清净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但现在的情形是，那些“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这些披着僧人外衣的人，“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集货物”“进违戒律条文，退无礼典之训”，甚至出现“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的违法犯罪现象。尤其是当下，竟出现建立众多寺庙，建筑地点不选择在闲旷之地，而专门选“喧杂之方”来建设，并且建筑形制是“繕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成为犯罪窝点，对此必须予以“正本澄源”。命有司做好整治沙汰（淘汰）工作。对僧、尼、道士、女冠等群体中“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可以合并迁居到大寺观居住，由官家给其衣食，毋令乏短。对于那些“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的庸猥粗秽之徒，悉令罢遣，勒令回还乡里。京师只留三所寺庙，二所道观；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
李渊的削佛措施很接地气，没有把佛教一棍子打死，而是立足于削减，以稳定时局，巩固政权。但是，到了这一年即武德九年的六月，“玄武门之变”爆发，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相互残杀，致使李渊削佛国策“事竟不行”。
一时间，“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国家庶事，皆由秦王李世民来处理。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向天下发布公告：“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到了八月，李世民即皇位，是为唐太宗。
在一次临朝时，李世民询问傅奕：“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
傅奕对曰：“佛乃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用欺愚俗，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臣非不悟，鄙不学也。”李世民“颇然之”，赞同傅奕的观点。
傅奕于贞观十三年以85岁高龄病卒，临终诫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唯独窃叹，众不从我，悲夫！汝等勿学也。”傅奕强调中华本土儒道文化，坚决抵制佛学乱华，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种倾向。
再说到了贞观二年（628年）六月，李世民对大臣们说：梁武帝萧衍君臣“惟谈苦空”，当“侯景之乱”出现时，“百官不能乘马”，毫无战斗力。梁元帝萧绎曾经被“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这些都“深足为戒”。李世民明确告诉天下人：他所喜好的，“唯尧、舜、周、孔之道”即儒家之道，并且将儒家之道比之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贞观三年（629年）正月，有“沙门法雅，坐妖言诛”。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因散布佛教妖言而被诛杀，对削弱和扼制佛教发展起到了镇慑作用。
在李世民执政和接下来的唐高宗李治时期，佛教处于被控制和削弱时期，但是，政府“削佛”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铲除效果，在民间，佛教活动仍然暗中盛行，有些人利用佛教来谋财敛财，甚至到了聚众造反程度。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唐纪》十九记载，唐高宗李治弘道元年（683年）夏四月，绥州部落稽胡白铁余“埋铜佛于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白铁余诓骗其乡人曰：“吾于此数见佛光。”择日，集众掘地，果得之，他因此对众人说：“得见圣佛者，百疾皆愈。”意谓能够一睹铜佛，就可以治愈百病。于是“远近赴之”，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赶来求佛治病。白铁余“以杂色囊盛之数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数年间，归信者众，遂谋作乱。他们占据城平县，白铁余自称“光明圣皇帝”，并且“置百官”，建立政权体制，率众进攻绥德、大斌二县，“杀官吏，焚民居”。朝廷派遣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前去讨伐，攻拔其城，“擒铁余，余党悉平”。一场由佛教引起的叛乱终于得以平息。
二．武周、大历政权时期的佞佛
武则天建立武“周”政权，大唐王朝的李姓江山被摁下了暂停键，但佛教文化却开启了快速通道。武则天在14岁时被唐太宗看中，召入宫，立为才人。唐太宗驾崩后，她就投身感业寺，削发为尼。后又被高宗李治从寺庙召回入宫，拜为昭仪。当尼姑的人生经历，对武则天后来重视佛教应该有一定影响，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通过佞佛以实现个人政治目的。
弘道元年（683年）李治驾崩后，虽然是皇太子李显即位当皇帝，但却是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第二年即嗣圣元年（684年）二月，武则天干脆废了李显，另立豫王李轮（旦）为帝，但却令其居于别殿，改元“文明”，仍由她这位皇太后临朝称制；到了九月，又改元“光宅”，像儿戏一样频繁更换政权年号。据《资冶通鉴》卷第二百三《唐纪》十九记载，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
武则天要取代李唐王朝，决定借助佛教为她制造舆论。在临朝决事的垂拱元年（685年）九月，武则天采纳僧怀义建议，下令对洛阳白马寺进行重修，并让僧怀义亲自监修。寺修建成功后，又让僧怀义任白马寺住持。
僧怀义，本姓冯，名小宝，今陕西户县人，长得是“伟形神，有膂力”，可谓身高力大，相貌堂堂。他曾在洛阳市以卖药为生，一次偶然机会，与唐睿宗李旦之女“千金公主”相识。千金公主又将他引荐给武则天，“得幸于太后”，从此，冯小宝便成为武则天的嬖幸近侍，实即面首也。为了能够实现与冯小宝随时幽会，让他能够自由出入宫禁，也为了遮人耳目，武则天“乃度为僧，名怀义”，将冯小宝剃度为僧，法名怀义。这还不够，他又让冯小宝改姓为薛，使他与女婿薛绍合族，令薛绍尊之为季父。这么一来，僧怀义便能与洛阳真正的僧人法明、处一等经常出入内道场，同时经常乘马出入宫中。
僧怀义利用手中资源，“多聚无赖少年”，让他们“度为僧”，打着僧人的幌子，“纵横犯法，人莫敢言”。到了永昌元年（689年）九月，僧怀义诣阙上表劝进，要求武则天当皇帝。当时劝进武则天当皇帝的有6万余人，除了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还有沙门和道士。武则天易国号为“周”，取代了李唐王朝；又改元“天授”，意谓她当皇帝是老天的安排。
据《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载，到了天授二年（691年）夏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佛教取代了道教在华夏版图上的老大地位，“则天革命”，不仅体现在皇帝可由女性来做，同时也体现在佛教对本土道教的“革命”上。
延载元年（694年）五月，黄河以南地区有一老尼居神都洛阳麟趾寺，与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妄惑众。老尼自号净光如来，自称能知未然，预测未来。韦什方自称是三国吴赤乌元年（238年）生人，有450多岁了。又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胡人，“亦自言五百岁”。武则天对这些都十分相信，还赐韦什方姓武氏。
武则天虽然后来于公元704年归政李唐王朝，但佛教文化已经在大唐国土上影响更加深远。
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记载，到了唐代宗大历二年（707年），刚开始时，皇帝只是喜好宗庙祠祀活动，对佛教不太重视，但身边的三位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皆好佛，其中以王缙尤甚。王缙不食荤血，与杜鸿渐“造寺无穷”，带头建造了无数座寺庙。
一天，唐代宗问他们：“佛言报应，果为有无？”
元载等奏曰：“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他们把平息安禄山、史思明、仆固怀恩等人的叛乱，平定戎狄的入侵，功劳全归到佛教“因果报应”理论上了。大唐王朝的朝廷要员佞佛如此，整个社会佞佛现象可以想见。
唐代宗由是深信佛教，经常于宫禁中请百余僧人吃饭慰问。他甚至相信佛教有退敌功能，如有寇至，则令僧人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
一个名叫“不空”的胡僧，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这个胡僧于大历九年六月卒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司空，赐爵肃国公，谥曰“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和尚可以在朝廷为官，这也是大唐王朝的创举。
当时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唐代宗敕天下：无得箠曳僧尼。大兴土木，建造寺庙，在五台山建造金阁寺，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
宰相王缙甚至给中书省符牒，令五台山僧人数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营之”。朝廷下发文件，让五台山僧人数十人到全国各地化缘募捐，用以建造寺庙，可见朝廷重视佛教场馆建设，重视佛教文化宣传。
宰相元载等每“侍上从容”，即等到皇帝时间宽裕时，就“多谈佛事”，向皇帝灌输佛教文化思想。上行下效，皇帝与宰相们带头佞佛，“中外臣民承流相化”当是必然，一时间，大唐王朝“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宰相杜鸿渐因出使蜀地，无恙而还，他认为这是佛在保佑，回到长安后，又“饭千僧”，以表报答。
到了大历三年（76年）春正月，唐代宗又“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皇帝亲自扮演起了剃度众生为僧为尼的大法师角色。在皇帝和朝廷重臣带头鼓励下，大唐王朝僧尼队伍日益庞大，寺庙香火愈烧愈旺，佛教文化愈来愈深入人心，直至出现了一次次迎佛骨进皇宫膜拜的现象。
三．唐德宗、唐宪宗喜迎佛骨入禁宫
历史进入中唐时期，唐朝皇帝带头佞佛的现象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甚至痴迷程度，最为典型的就是把深藏佛塔地宫的佛骨请出地面，请入皇宫重光，瞻仰供奉。这其中，以唐德宗、唐宪宗最为典型。
《旧唐书》卷十三《德宗本纪》记载：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春，“岐州无忧王寺有佛指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乙亥，诏送还本寺。”《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三《唐纪》四十九记载更为详细：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日，遣中使复葬故处。
为了求得佛祖庇护保佑，皇帝竟然不择手段，派人将安葬在岐山无忧王寺的佛指骨舍利直接从地宫取出，送到皇宫中与皇帝同处。皇帝丝毫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其对佛的膜拜已经远远超过了对祖先的祭拜崇敬。
《资冶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唐纪》五十六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皇上已经进入晚年，特别喜好神仙，祈求能够长生不老，于是，诏天下求方士，希望这些人能帮助自己实现长生不老理想。方士柳泌对皇上说：“浙江境内的天台山神仙所聚，多灵草，臣虽知之，力不能致，诚得为彼长吏，庶几可求。”皇上果然相信，很快任命柳泌为台州刺史，并赐服金紫品第，让他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去收集灵草仙草。谏官争论上奏，认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临民赋政者”。唐宪宗听了后，毫无顾忌地说：“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意思是说，任命一个方士去当地方长官，便于动用一州民力来获取灵草，让皇上能够获得长生不老，作为人臣的你们，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皇上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由是群臣莫敢言”，大臣们都缄口不言了。
正在这时，功德使又向皇上进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这一年的十二月，择一黄道吉日，宪宗皇帝派遣中使“帅僧众迎之”。元和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皇上将佛骨留宫禁中三日，再历送诸寺巡展（《旧唐书•宪宗本纪》中为“乃送诣寺”）。
大唐王朝的王公士民们奔走向告，“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的人甚至“竭产充施”，不惜把家产变卖光了来施财礼佛；有的甚至“燃香臂顶”，当供养者。整个社会由礼佛发展到了佞佛程度。
在众人皆醉、举世皆浊的时刻，有一个人是头脑清醒理智的，这个人就是时任刑部侍郎、被后世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韩退之。
韩愈不顾位卑，上表切谏，明确告诉皇上：“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于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时，未有佛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韩愈列举史实，说明国祚长短、人命寿夭，一律与佛无关。
韩愈指出：“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已死，枯朽之骨，岂宜以入宫禁！”皇帝带头佞佛，对老百姓影响很大，有些人甚至到了不顾生家性命的盲目程度。佛法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格格不入，佛若健在，到中国来见皇上天子，只是一般的礼遇而已，现如今，将佛之朽骨迎入皇宫，实在是匪夷所思。
韩愈接着指出：“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袚除不祥。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视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罪，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这就是韩愈著名的《谏迎佛骨表》。文章条理清晰，对佛的来源、人的寿夭和国运短长与佛无关等进行陈述，同时对皇上不顾礼仪风俗禁忌、直接将枯朽污秽佛骨迎入禁宫深表不解，最后大胆发出了要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的呐喊。
韩愈的这篇上表檄文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太史令傅奕的上疏，有异曲同工之妙，此时的唐代历史虽然已发展近二百年，但在佛教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与唐高祖李渊不同的是，唐宪宗李纯在接到韩愈的上表后，“大怒”，并出示宰相，要将韩愈处以极刑。
在这关键时刻，宰相裴度、崔群等人站出来为韩愈求情了，他们说：韩愈虽狂妄，但出发点是好的，是对皇上忠恳的表现。请皇上宜宽容处理，以广开言路。皇上怒气虽消，但韩愈死罪可免，活罪要逃，“贬韩愈为潮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唐宪宗因“服金丹”，脾气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不久，暴崩于中和殿。当时人们皆言是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对外但说是药性发作而亡，外界人“莫能明也”。历史留下一段疑案。佞佛的皇帝，佛也救不了他的命；吃长生“金丹”的皇帝，也被道士给“过度养身”而致死。
到了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六月，已经被朝廷召回任吏部侍郎的韩愈，又被任命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六军不敢犯法”。军队中的官兵们私下相互议论说：“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意思是说，韩愈这个人连佛骨都敢烧，谁还敢犯法惹事呀！韩愈的灭佛举动，对吏治清明还起到了作用，这应是他始料未及的。
唐朝佛教盛行，佛教建筑在皇宫中是司空见惯。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十一月甲辰，禁中昭德寺大火，“延及宫人所居，烧死者数百人”。《旧唐书》卷十七上《文宗本纪》记载更为详实：昭德寺位于宣政殿东边，在北风的影响下，“火势益盛，至暮稍息”。
当年被唐宪宗迎进皇宫膜拜的佛骨，在回到法门寺地宫十几年后，仍然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相当大的影响。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六《唐纪》六十二记载，唐文宗太和末年（835年），杜悰为凤翔节度使，有诏“沙汰僧尼”。时有五色云见于岐山，近法门寺，民间讹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监军欲奏之，杜悰制止说：“云物变色，何常之有！佛若果爱僧尼，当见于京师。”
由此可见，法门寺佛骨舍利在唐人心目中，依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佞佛与削佛、灭佛之间的矛盾仍在继续。
束有春 2024年11月3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