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物理学天门洞开，天机倾泄，闪现出如爱因斯坦、普朗克、居里夫人、卢瑟福、洛伦兹、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泡利等一大批钻石级的巨星。及至时光车轮滚滚飞驰进下半叶，上述星阵又添了两位新秀：杨振宁与李政道。
作为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杨振宁倘若设筵飨客，他重点要感谢的是谁呢？我认为，首先是诺贝尔；没有这位瑞典化学家、发明家、工业家的高掌远蹠，倾自己全部遗产创立的该项影响世界科技、文化进程的大奖，他就不可能一鸣惊人，平步青云。其次，是李政道；没有这位毛头小伙的联手与碰撞（反过来也一样），他那篇天书式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何时能从案头飞出，至少还是未知数。再其次，是吴健雄；没有这位同乡侠女的神谋独运，迅速以实验证明杨李的“天书”乃宇宙真理，那么，诺奖评委会绝不会如此迫不及待地前来敲门。
时光荏苒，倏忽到了二十一世纪，物理学家们掉头反顾，愕然发现：杨振宁彪炳史册的功勋，并不是他和李政道共享诺奖的“宇称不守恒”，而是在此文之前发表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
“场论”既然评价如此之高，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诺奖的青睐呢？
这是由于：它太深奥，太高冷，像一颗隐没在太空深处的恒星，它发出的光芒，要几十年后才能到达地球。
时人如今捕捉到了，也有众多大咖提议要给杨振宁再颁一枚诺奖。但提议是一回事，颁与不颁则是另一回事，个中“天玄地黄”，旁人无从窥悉。
杨振宁虽然没有再度荣膺诺奖，“场论”带给他的美誉度却是与日俱增。苏联有位物理学牛人朗道，此公在斩获诺奖之余，别创了一个衡量科学家水准与贡献的“朗道尺度”。根据这个“尺度”，目前一般公认，举世名列前茅的物理学家分为五级，一级是跨世纪的伟大物理学家，成员有牛顿、麦克斯韦与爱因斯坦；二级是世纪大科学家，成员有费米、狄拉克、杨振宁与费曼等；三级是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著名物理学家；四级，五级，略而不谈。
提醒，朗道于1968年去世，此公生前，世纪大科学家名录里并没有杨振宁——他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要到七八十年代才逐渐为人激赏。
我是局外人，我感兴趣的，不是杨振宁在物理学殿堂的具体排位，而是他的学术风格。
科学亦如文艺，各有各的风韵格调。爱因斯坦的风格是怎样的呢？杨振宁如是说：“深邃而广博。”
狄拉克的风格呢？
“笛卡尔式的纯粹，秋水文章不染尘。”他答。
费米的风格呢？
“力能加害而不屑；最显能为而不为；能动他人己如石，坚定冷静不为移。”他借用的是莎士比亚的诗。
我为什么独独提出上述三位？
因为，杨振宁曾用（D+E+F）/3的数学公式，描述自己的传承，其中D代表狄拉克，E代表爱因斯坦，F代表费米，即是说，他的风格三分之一来自狄拉克，三分之一来自爱因斯坦，三分之一来自费米。
一言以蔽，杨振宁的风格，兼有狄拉克的纯粹、爱因斯坦的深广、费米的稳重。
这个简约而又丰富的数学公式，也可作另一种解说：D代表天赋，E代表中国文化传统，F代表物理学方兴未艾的机遇。
先说天赋:“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伯瓌。”——“伯”指长子，“瓌”通瑰，美玉也——还在读小学时，他的父亲、留美数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就看得一清二楚。
继叙传统文化:难能可贵的是，杨武之没有急着给孩子灌输数理化和英文，反而让他埋头攻读古文。我曾说过，一个成年人的母语水准，始终制控着他的外语高度。
传统文化还体现在：1971年，杨振宁回国探亲，值父亲大病，入华山医院治疗，他每天陪母亲前往看望，母亲年老，走不了长路，就包了一辆三轮车，他无论如何也不坐，选择在后面步行推车。
再谈机遇: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幸逢名师吴大猷与王竹溪，前者引导他研究对称原理，后者指点他涉猎统计力学。尔后赴美，又师从费米、泰勒、奥本海默等一代巨擘深造，并得到爱因斯坦的亲授。彼时，正是高能物理、场论以及统计物理蓬勃发展、如日中天之际，可谓遍地黄金，俯拾皆是。
开篇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天机倾泄”，“天机”这个词太玄奥，让人难以捉摸，但它又确实存在。譬如，杨振宁生于1922年10月1日，奠定他一代物理大师地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以及帮他赢得诺奖的“宇称不守恒”，在美国《物理评论》刊发的日期，竟然分别是1954年10月1日与1956年10月1日，如此巧合，宁非天意！
难怪胡适写给杨振宁的书法，录的是荀子《天论》里的设问：“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难怪陈省身书赠杨振宁的诗，开门见山：“爱翁初启几何门，杨子始开大道深。”
“一个人的生命长短不应用年份来度量，而应历数他所经历过的成功事业。”杨振宁如是说。今年，他已高寿一百零二，也就是说，无论生命之“长”，还是成功之“大”，俱兼而得之。
《杨振宁传》作者江才健论定，杨振宁在科学史上的最大亮点，是“对于近代科学宇宙思维的典范评价”。
而杨振宁本人则笑称：“我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帮助国人改变了崇洋媚外的弱者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