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王朝（618-907年）连头搭尾，前后存在了290年，其中包含武则天“武周”政权15年，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在今人心目口碑中，提起唐朝，似乎两眼会立马发出莫名其妙的羡慕赞美之情，那可能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诗仙李太白、诗圣杜甫这些政坛、文坛风云人物的影响太大了吧，是因为唐诗、唐三彩、唐长安城的影响太大了吧。
其实，李唐王朝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完美，后人称之为“盛世”的也就是“贞观之治”那一段。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的“玄武门之变”，安禄山、史思明的“安史之乱”，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和魏博节度使的“河朔三镇之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吴元济叛乱”，以及“黄巢农民起义”“朱全忠灭唐”等，无不血腥惨烈。大唐王朝因天灾人祸而导致生灵涂炭现象，于史册中是连篇累牍，触目惊心。
大唐王朝的医疗水平更是欠发达，当时连风寒病都医治不了。也正因为如此，在进入中唐时期，竟然出现了一位因风寒而“失音”的哑吧皇帝，他就是唐顺宗李诵。这位“失音”皇帝前后在位8个月左右，在他刚离开金銮殿宝座后，贬谪“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事件随即发生了。
一．太子李诵“失音”难再“诵”，父皇唐德宗一病不起驾鹤去
“失音”是指一个人原先能说话，后因患疾病而不能发声、讲不了话了，比先天性的哑吧还要哑吧。这种疾病在医疗水平欠发达的古代，发生在皇家也无药可救。据《旧唐书》卷十三《德宗本纪》、卷十四《顺宗本纪》及《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六《唐纪》五十二等记载，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唐朝第十位皇帝、唐德宗李适（kuò）的太子李诵“始得风疾，不能言”，后来李诵当上了皇帝，史称“顺宗”，故又曰“顺宗失音，不能决事”。
皇太子李诵因患风寒病，“失音”不能发声说话了，对皇室打击犹如五雷轰顶，老皇帝唐德宗李适在精神上很快被击垮，龙体“不豫”生病了。唐德宗生病期间，诸王亲戚“皆侍医药”，唯独太子李诵“卧病不能侍”。作为皇位继承人，父皇生病，皇太子理应在身边照料，侍候汤药，但太子本身已经生病在先，自身难保，谈何前来照料父皇。
到了第二年即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的正月辛未朔日，唐德宗在含元殿接受诸王、亲戚“朝贺”，太子李诵仍因疾病未能前来，令德宗皇帝再次“涕泣悲叹”不已。弥留之际，德宗皇帝因“思见太子，涕咽久之”。
太子疾病失声，皇帝又龙体“不康”且日益严重，“凡二十余日，中外不通，莫知两宫安否”。外界对皇宫及太子东宫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点也不知晓，皇室信息处于屏蔽状态，前后长达二十多天。
到了正月癸巳日，德宗皇帝“会群臣于宣政殿，宣遗诏：皇太子（李诵）宜于柩前即位”。也就在这一天，德宗皇帝在会宁殿驾崩，享年64岁。
关于宣读遗诏时间，是在德宗皇帝驾崩前还是在驾崩后？《旧唐书》的“会群臣”之“会”字是个动词，给读者的感觉是唐德宗还活着时就草拟好遗诏了，后来是把大臣们召来宣读的。但《资治通鉴》的记载与《旧唐书》不尽相同。《资治通鉴》的记载是：癸巳日，“德宗崩，苍猝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意思是说，遗诏是在德宗皇帝驾崩后才有的，并且当时还发生了不同意见争执。德宗皇帝身边的侍从宦官认为：“禁中议所立，尚未定。”即皇室禁宫中立谁为皇位继承人的事还未确定，因为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太子李诵，突然生病“失音”成哑吧了。
正当众人面面相觑、意见不一时，翰林学士卫次公急忙向大家说道：太子李诵虽有疾病“失音”，但他位居“冢嫡”，是皇帝的嫡长子，况且太子李诵又“中外属心”，朝野上下，口碑不错，由他当皇位继承人也是人心所向。但如果实在不得已，也应该立李诵的嫡长子、广陵王李纯为皇帝，“不然，必大乱”。
卫次公的意见很明确，一定要由德宗皇帝的嫡长子或嫡长孙一脉来继承皇位，不然会天下大乱。郑絪等在场的人“从而和之，议始定”。大家最后商定，仍由“失音”太子李诵来继承皇位。由此可以读出，由李诵即皇位的诏书是在老皇帝唐德宗李适去世后才“集体”草拟的，这样出现在老皇帝灵柩前宣读遗诏、由太子李诵即位一幕才合乎情理。
太子李诵也知道“人情忧疑”，由于他的“失音”而出现人心惶乱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大行发丧，人情震惧”的严峻形势面前，为了稳定人心，他咬紧牙关、忍住病痛，“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穿上“衰服”即丧服，强撑着病体，与众臣在九仙门见面，这才使“人心粗安”。紧接着，他又来到太极殿，完成登基即位仪式。
当时的宫中卫士还有点怀疑，不敢相信是太子李诵即位当皇帝，纷纷“企足引领而望之”。大家都踮起脚尖，昂头前望，当发现果然是“真太子也”时，人人喜极而泣，心中悬着的疑念终于释然。就这样，大唐王朝有了一位“失音”哑吧皇帝，他就是唐顺宗李诵。
二．“失音”皇帝“垂簾听政”，东宫旧臣“二王”得到重用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二月癸卯，“失音”皇帝李诵开始“朝百官于紫宸门”。但到了二月壬戌，由于“寢疾久”，加之“失音，不能决事”，新皇帝李诵便“不复关庶政”，对朝廷日常琐事不再过问，“常居宫中，施簾帷”，由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并传旨，对重大事项作出决断；百官上议，只能自帷簾中可其奏。在中国历史上，在大唐王朝，竟然出现男性皇帝“垂簾听政”滑稽现象，改写了封建王朝女性“垂簾听政”的历史。
“失音”皇帝李诵的政令内容，尤其是一系列的时政“革新”事项，与王伾、王叔文“二王”等人参与分不开。王伾、王叔文“二王”之所以能够得到“失音”皇帝重用，与他们前期在太子李诵东宫的侍书、侍棋经历有关。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王叔文列传》《王伾列传》记载，王叔文是越州山阴即今浙江绍兴人，王伾是浙江杭州人，两人是地道的浙江老乡。王叔文的棋艺较高，“以棋待诏”，德宗皇帝李适“令值东宫”，让他在太子李诵的东宫陪侍弈棋。但王叔文不但精通棋道，亦“粗知书，好言理道”，关心时政有见解。
有一次，太子李诵与侍读们谈论政道，大家议论的话题自然谈到了当时存在的“宫市”之弊上。太子李诵听了后，对众人说：“寡人见上，当极言之。”意思是说，下次他见到父皇唐德宗时，一定把大家反映的“宫市”问题向父皇反映，希望能够根治弊端。太子李诵的话令在场诸生大加赞美，夸太子是好储君，将来一定是老百姓爱戴的明君。但身在现场的王叔文却“独无言”，一言不发。
众人解散后，太子李诵单独将王叔文留下，问道：“向论宫市，君独无言，何也？”刚才大家议论“宫市”问题，你王叔文为何一言不发？
王叔文满脸诚恳地回答说：“皇太子之事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辄预外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则安能自解？”意思是说，太子到父皇那里请安，只关心父皇吃得如何，龙体可安好，外界政事一律不应过问。德宗皇帝在位时间很久了，太子您立为储君的时间也很久了，如果有人挑拨离间，说殿下您在收买人心，想架空皇上，那太子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太子李诵一听，恍然大悟，差点吓出冷汗，连声感谢道：“苟无先生，安得闻此言！”如果没有先生您，谁还能这般提醒我呀。
从这件事之后，太子李诵对王叔文这个棋待诏是刮目相看，“遂大爱幸，与王伾相依附”。王伾、王叔文“二王”成了太子身边的大红人，尤其对王叔文更是高看一眼，器重有加，东宫之事，一律依王叔文来裁决。
再说王伾（pī），史书称其“善书”，是个书法家，开始为翰林侍书待诏，累迁至正议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书，也是太子李诵东宫中的重要人物。自唐德宗“大渐”病重，王伾先被召入朝，为殿中丞。李诵即位后，王伾升迁为左散骑常侍，翰林待诏仍然如故。
王伾经常在“失音”皇帝李诵面前提起自己的老乡王叔文，希望皇上能够重用王叔文。李诵也没有忘记王叔文在东宫时的突出表现，就召见王叔文“居于翰林，为学士”。王叔文由原先的太子东宫“棋待诏”一跃成为翰林学士，身份地位出现了质的变化，从此他可以直接参与朝廷事务了。
王伾、王叔文二人虽然早年在太子东宫就与“失音”皇帝李诵关系密切，但二人为人有别，李诵对他们的使用也是区别对待。史称王伾为人，其貌不扬，资质“阘茸”（tà róng），驽钝愚劣，虽有一手好书法，但不如王叔文聪明灵活。王伾尤其喜欢敛财，“唯招贿赂，无大志，貌寢陋，吴语，素为太子（即李诵）所亵狎”。一句话：王伾长相矮丑，操“鸟语”吴方言，又特别贪财。而王叔文颇“任气自许”，喜欢夸海口，加上又读了些书，好谈论时势是非，所以“失音”皇帝李诵对他是“稍敬之”，在心理上对他有些防范，不让他如王伾那样“出入无间”、自由进出皇帝身边。
“失音”皇帝李诵“久不愈”，有时强撑着身体，手扶御殿，仅供群臣瞻望而已，“莫有亲奏对者”。大臣们顾及他的身体，没有一个向他上奏的。“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对王叔文、李忠言等朋党“专恣”深感厌恶，于是向“失音”皇帝李诵启奏，希望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起草立太子的制文。
当时，牛昭容等人因为广陵王李淳（即后来的唐宪宗李纯）为人“英睿”而不喜欢他，阻止别人向皇帝举荐其为太子。但郑絪不复再请示别人，直接在纸上写上“立嫡以长”字样呈给“失音”皇帝李诵。李诵“颔之”，点头同意。就这这样，李淳被正式确立为太子。
贞元二十一年四月乙巳，“失音”皇帝李诵来到宣政殿，举行册封太子仪式，册封广陵郡王李淳为皇太子，并更名“李纯”。这个李纯就是后来接李诵皇位的唐宪宗。
百官睹太子李纯仪表，退朝后，“皆相贺，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但唯独王叔文有忧色，口不敢言，只是吟诵杜甫题的《诸葛亮祠堂》诗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听到的人都对他哂笑，嗤之以鼻。王叔文用这首诗表达对“失音”皇帝李诵的惋惜之情，这一点可以理解，但王叔文“未欲立皇太子”李纯的感情外露，是一种政治上极不成熟的体现，也为他日后遭到当上皇帝的唐宪宗李纯贬谪埋下了祸根。
到了七月，“失音”皇帝李诵因身体状况日益糟糕，加之外界对王叔文他们左右皇帝的行为反响比较激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大，李诵下诏，让太子李纯监国。诏书内容有：“积疾未复，至于经时，怡神保和，常所不暇。永惟四方之大，万务之殷，不躬不亲，虑有旷废。加以山陵有日，霖潦逾旬，是用儆于朕心，以答天戒。其军国政事，宜令太子勾当”。于是，不复延纳宰臣共论大政，不再过问朝政国事，一切由太子李纯去“勾当”行事了。
由于当时事无巨细，皆取决于宦官李忠言以及王伾、王叔文，“物论喧杂，以为不可”，加之“藩镇屡上牋于皇太子，指三竖挠政，故有是诏。”这里的“三竖”就是指李忠言、王伾、王叔文三人。
到了八月，“失音”皇帝李诵又先后以诏、诰的形式下旨：“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居兴庆宫，制称诰”。紧接着，又以诰书形式告知朝野：“有天下传归于子，前王之制也”“乃命元子，代予守邦”。元子即指太子李纯。
八月九日，皇太子李纯在宣政殿“受内禅”，即皇位，是为唐宪宗。他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失音”皇帝唐顺宗的前后八个月皇帝生涯，终于有了自己的年号：“永贞”。
李诵被尊称为“太上皇”后，四个月左右，就于第二年即元和元年（806年）的正月驾崩于兴庆宫之咸宁殿，享年46岁。被葬于丰陵，庙号“顺宗”。
唐顺宗李诵应该是唐代或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被认可的皇帝，但他也是唐王朝历史上一位富有改革精神、勇于革除时弊的改革皇帝，他是“永贞革新”的真正领导者。
三．“失音”皇帝在位时间短，依托心腹革除时弊力度大
“失音”皇帝李诵虽然在位仅八个月左右，但在“二王”尤其是王叔文的主要参与下，对唐德宗时期即已存在的社会弊端进行大胆革除，在大赦天下的同时，做了几件值得称道的事：
（一）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42人，以减轻朝廷财政开支。
（二）诸道除正敕率税外，诸色榷税并宜禁断，罢盐铁使月进钱，除常贡之外，不得别有进奉，以减轻基层百姓负担。
（三）百姓90岁以上，赐米二石，绢两匹，同时“仍令本部长吏就家存问”。即由那些不经朝廷任命而用白版授予官职或封号即“版授”的“上佐、县君”们，请他们代表朝廷，上门慰问这些老人；而对百岁以上老人，待遇更加优渥：赐米五石，绢二匹，绵一屯，一只羊，一坛酒，并由“版授”的“下州刺史、郡君”代表朝廷上门慰问。
（四）出宫女三百人于安国寺，又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于九仙门，召其亲族，将她们带回家，与亲人团聚。
（五）赦京城系囚，大辟降从流，流以下减一等，将罪犯从轻发落。
（六）对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十月以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石、匹、束，并宜除免。
（七）对贞元末年“政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
这里我们重点对当时存在的“宫市”“五坊小儿”扰民害民现象作一了解。
唐德宗时期的“宫市”是这样的：当时朝廷皇宫中到民间农贸市场购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值”，购买老百姓货物，随便给点钱就算完事；后来发展到以宦官来做这种事，被人们称之为“宫市”。这些宫中人去购物，压低物价，强行买卖，经常使老百姓血本无归。发展到后来，情况更为严重，这些宫人根本不与百姓打招呼，直接安置“白望”数百人于长安城的东市、西市，以及“坊曲”街巷，看到民间所卖货物，但称“宫市”，必须给官家。但交易付款时，“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辩”。在付给卖方的钱款时，将货币塞给卖家，是真是假也不清楚。卖家也不敢问这些人什么来头，这些人也不给讨价还价的机会，“率用值百钱物买人值数千物”。
更为可恨的是，他们强行塞给卖家的钱币还不是真正的钱币，而大多是用“故衣、败缯”染上红紫颜色后，“尺寸裂而给之”，以染了色的破旧缯帛充当代币，强行作为货物付款用。更有甚者，有时还要“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有时他们要到卖货的人家去强行取货，还要对方给他们的脚力钱。所以，当时出现“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致使“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人们不敢把好东西拿到市场进行交易。“宫市”现象严重扰乱了市场贸易秩序和百姓生活，严重损毁了大唐王朝形象，最后竟出现“每敕使出，虽沽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当人们听说朝廷又要派人到集市上购物消息时，就连那些卖豆浆烧饼油条的小商小贩们都赶紧撤摊关门，避之如瘟疫。
“白望”一词为唐代专属，主要源于唐德宗时期“宫市”即皇宫采购货物时，派大批宦者在市场采办，这些人来到集市中，左右张望，白取民物，故百姓们称之为“白望”。他们白吃白拿白要百姓财物，如同坑害百姓的黑社会。
曾经有一位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宫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宦者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值而归，汝尚不肯，我唯有一死而已。”遂殴宦者，农夫将宦者痛打一顿。街吏“擒以闻”，上报朝廷，德宗皇帝下诏，“黦（yuè）宦者，赐农夫绢十匹”。宦官遭到处罚，朝廷赐给卖柴火的农夫十匹绢。应该说，这次处理，使朝廷的形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
但是，“宫市”现象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屡禁不止，屡教不改，朝廷正直的谏官御史数次向皇上进谏，但“不听”，不予采纳。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来到长安，专门向德宗皇帝上奏本，皇上“颇嘉纳”，但当皇上询问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时，苏弁按照宦官的意愿回答说：“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意思是说，“宫市”是为了解决京城上万家无业人员的生计问题。这样一解释，感觉“宫市”存在是件好事，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可以维护社会稳定，所以“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
再说“五坊小儿”。唐代宫中，设雕坊、鹘坊、鹰坊、鹞坊、狗坊，合称“五坊”，豢养这些猛禽及猎犬，以备皇帝打猎时用，各坊供职者即称五坊小儿，也是当时的人们对这些从业人员的蔑称。
“五坊小儿”们经常在街巷闾里张网捕鸟雀，同时对百姓施以暴横，以取人钱物。甚至出现将捕鸟雀的罗网张设在居民家门口，不许居民出入。有的还将捕网布置在水井上，使人不得也不敢到井边汲水，如果有谁靠近了，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就将这个人“痛殴之”，还迫使对方“出钱物求谢，乃去”。
“五坊小儿”们或者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吃霸王餐。酒家或不知他们的来头，就向他们索要饭钱，“多被殴詈”，别说讨要到饭钱了。他们有时甚至“留蛇一囊为质”，即留下一口袋蛇给酒家，说：“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饿。”让酒家帮助养蛇，说这些蛇是用来引鸟雀的，必须要饲喂好。酒家吓得“愧谢求哀”，这时，五坊小儿才“携挈而去”，提着蛇袋，大摇大摆地走人。
据《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列传》记载，唐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贞元十九年（803年）十二月，身为监察御史的韩愈“上章数千言极论之”，指陈其弊，以“京畿百姓穷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德宗皇帝不仅不予采纳，还将韩愈“怒贬为连州阳山令”。
在唐德宗时代，吃人肉现象竟然时常发生：贞元十二年七月，神策军将士们认为，仓官刘叔何“给纳有奸”，克扣军饷，所以就“杀而食之”。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节度使陆长源、判官孟叔度因“军士作乱”被杀，将士们将其“脔食之，立尽”。贞元十九年九月，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先权知盐州，为政苛刻。冬，闰十月庚戌，部将李庭俊作乱，“杀而脔食之”。军队尚且如此，民间饥荒连连，其惨况可以想象。身为监察御史的韩愈因替百姓说了推迟一年纳税赋的请求，竟然遭贬。大唐王朝这番气象，着实令今人难以想像。
“失音”皇帝李诵在东宫当太子时，就从身边人的谈论中知道了“宫市”等弊端，当时经王叔文提醒，才没有向父皇立即提出整改意见。现在轮到自己执政了，加之有王叔文他们这些故旧在身边参与谋划，“故即位首禁之”，将禁止“宫市”“五坊小儿”扰民害民现象当着施政第一件大事来做。
但在今人心目中，把“失音”皇帝李诵在位时革除时政弊端的功绩往往记在了翰林身份的王叔文等人头上，甚至以“王叔文改革”“王叔文革新”命题告诉人们。可能因为“八司马”中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文学名气大，且又是王叔文的朋党，就更加要把功劳戴在王叔文头上，而把在当太子时就想革除时弊的“失音”皇帝李诵的作用给完全忽略，着实匪夷所思。试想，如果没有“失音”皇帝李诵的圣旨许可，以上七项革新内容，又有哪一项是可以由一个翰林学士出身的王叔文能左右得了的？难道王叔文对皇帝身边的宫女去留也有支配权？
唐宪宗李纯接过“失音”父皇、唐顺宗李诵的皇位后，也就在贞元二十一年的八月，昇平公主为了给新皇帝李纯献贺礼，特向李纯“进女口十五人”，但遭到了李纯严厉拒绝。李纯说：“太上皇（注：即唐顺宗李诵）不受献，朕何敢违！”立即命人将这十五个美女全部辞退。仅从这一点来看，贞元二十一年的革除时弊运动，是皇帝李诵在起作用，而不是王叔文这些臣子们。封建王朝，天子定于一尊，天子不点头，大臣岂敢乱作为！如果说是一种革新，也只能称之为唐顺宗李诵领导的革新，而不是其他人。
李诵虽然“失音”，但从他还是储君即太子时的所为所想，在他当上皇帝后，虽然“失音”，仍能大刀阔斧革除时弊，并不是没有政治思想基础，而是符合他的一贯政治主张。我们还可从同时代的韩愈对唐顺宗李诵的评价中看到这一点。韩愈称赞李诵：“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惜乎寢疾践祚，近习弄权，而能传政元良，克昌运祚，贤哉！”韩愈这里所说的“近习弄权”，是指王伾、王叔文“二王”及其朋党，还是指皇帝身边的宦官李忠言、牛昭容等人，亦或两者均有之，只有读史者自己去体会了。
四．王叔文朋党“谋议唱和”如狂，朝野“远近大惧”埋祸根
还是在太子李诵的东宫时，王叔文在得到太子充分信任后，经常趁机向太子举荐他所喜欢的一些人，对太子说：“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暗中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廷中有点名气又希望得到快速提拔重用的人，如左司郎中陆淳、左拾遗吕温、进士及第李景俭，还有韩晔、韩泰，以及侍御史陈谏、监察御史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他们“定为死友”，结为同党。而凌准、程异等又因与王叔文他们关系好而得以快速进步提拔。他们日夜相与游处，踪迹诡秘，外人莫测其所为。有些藩镇也在暗中行贿送礼，巴结王叔文，希望能够得到王叔文的引荐。
在提拔重用自己人时，王叔文又对那些怀疑知道内情的人进行排挤。左补阙张正一曾向德宗皇帝上书言事，后被召见。而张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相亲善，王叔文怀疑张正一“言己阴事”，即有可能将他们的阴谋告诉了皇上，于是令翰林学士韦执谊向皇帝上书，反告张正一他们“结朋党，游宴无度”，结果使张正一等皆被贬到远方边鄙地区。对这件事，外界人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个中原因。
在太子李诵当上“失音”皇帝后，王叔文欲掌国政，因与此时已升为吏部郎中的韦执谊相善，竭力举荐韦执谊当宰相，位尚书左丞、同平章事。自己则在皇帝身边用事，与韦执谊二人一主内，一主外，相互唱和照应。由于皇帝“失音”，龙体欠佳，朝廷中的一些事，基本由王叔文他们操刀定夺。当时朝廷的人事结构关系是：王叔文依照王伾，由王伾往来传授，王伾依照宦官李忠言，李忠言又依照牛昭容，他们“转相结构”，活跃在“失音”皇帝的政治舞台上，“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
当时朝廷办事流程是：有关事项先下到翰林院，由王叔文决断可否，然后由中书省对外宣发，让宰相韦执谊“承奏”于外，与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韩晔相唱和呼应。他们自诩是当代管仲、诸葛亮、伊尹、周公，僴（xiàn）然自得，“谓天下无人”。他们“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令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平素与王叔文来往密切的人，相次拔擢，至一日数人。王叔文及其朋党或言曰：“某可为某官”，不过一二日，辄已得之。
由于人事任命大权在握，王叔文及其朋党十余家之门口是昼夜门庭如市，前来登门拜访送礼的人，所乘车马把门口道路都填满了。为了排队等候见到王叔文、王伾，这些人往往第一晚就要到王叔文、王伾住宅附近的坊中饼肆、酒垆中投宿，住宿一晚，需花费千钱才有可能落脚，这也极大地带动了他们居所周边酒店的生意红火。王伾专以纳贿为事，家中还特制了一只无门大櫃，用以储藏金帛珍玩，櫃子只开一个窍孔，孔径大小足够放进物品。王伾的妻子有时干脆就“寢卧于上”，享受发横财、枕在金银财宝上睡大觉的滋味。
王叔文与其同党谋划，希望将“国赋”即财政大权抓在手，这样可以结诸用事人，取军士心，以固其权。但又惧怕权力来得太快太大，人心不服，所以于贞元二十一年三月辛未，以王伾为翰林学士，以王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让名望高的杜佑来当度支、盐铁转运使，由杜佑主其名，其实由王叔文“专总”。
按照朝廷规矩，宰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一天，王叔文至中书省，欲与韦执谊计事，令值班的人去向韦执谊通报。值班的人不愿意，说按朝廷规定，宰相吃饭时间不许打扰。王叔文大怒，呵叱值班人员，吓得对方只好去向韦执谊秉报。韦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王叔文”，二人在一间阁房里交谈了很长时间。同为宰相的杜佑、高郢、郑珣瑜自韦执谊离席后，“皆停箸以待”，放下筷子，等待韦执谊回来再一道吃饭，但等了相当一会，有人来报告说：“王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食阁中矣”。杜佑、高郢等心知不可以这样做，但畏惧王叔文、韦执谊，“莫敢出言”。唯独郑珣瑜叹息说：“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辞去宰相职位，回家休息“不复起”。
宰相贾耽又因王叔文党用事，“心恶之”，称疾不出，屡乞骸骨。贾耽、郑珣瑜二人“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这样一来，王叔文、韦执谊更加无所顾忌，令朝野“远近大惧”。
但此时也不断有人站出来反对王叔文及其朋党所作所为的。侍御史窦群奏：屯田员外郎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他又曾经面谒王叔文，鞠躬施礼后对王叔文说：“事固有不可知者”。王叔文问道：“何谓也？”什么意思？窦群回答：“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此事，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窦群提醒王叔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本是出于好意，但王叔文朋党欲逐走窦群，好在韦执谊不同意，认为窦群“索有强直名”，不可轻率得罪，窦群这才没有遭到排挤迫害。
王叔文在掌控“度支”“盐铁”经济大权后，还想从宦官手中夺回兵权。到了五月，以故将、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以度支郞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王叔文自知为内外所憎疾，欲夺取宦官兵权以自固，就凭藉范希朝老将军的名望，让他主其事，而实质上是以韩泰来专其事。“人情不测其所为，益疑惧。” 但宦官策动神策军将官中尉，使范希朝接管兵权计谋未能得逞。
也就在五月，朝廷以王叔文为户部侍郎，依前充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宦官俱文珍等恶其专权，要求“失音”皇帝李诵削去王叔文翰林之职。王叔文见到制书时大惊，对人说：“叔文日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职事，则无因而至矣。”王伾又立即为王叔文疏请复王叔文翰林之职，但没有得到皇上同意。王伾又再次上疏，皇帝才允许王叔王三五日一入翰林，并且去掉其“学士”头衔名号，“竟削内职”。将翰林学士头衔拿掉后，王叔文开始惧怕了。为臣者纵然再有能耐，如果离开了皇帝重用，离开了权力舞台，那就什么都不是了。
五．王叔文屡遭求官不成者举报，新皇帝李纯贬谪“二王八司马”
在确立李纯为太子、将来是皇位接班人后，朝廷安排给事中陆淳为太子侍读，并更名陆质。宰相韦执谊深知自己的专权行为恐怕会引起太子不悦，故特意安排陆质为太子侍读，让他在太子身边暗中了解太子意图，并帮做好随时解释工作。有一次，陆质想替韦执谊他们说话，太子怒道：“陛下令先生为寡人讲经义而已，何为预他事！”吓得陆质惶惧而出，再也不敢为王叔文、韦执谊他们刺探消息了。由此可见，太子李纯对“失音”父皇被王叔文他们弄权架空，早已心中有数了。谁知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内部开始闹矛盾了，主要缘于对羊士谔、刘辟两个人的处置，王叔文要将二人处死，但韦执谊坚决不同意。
羊士谔是宣歙巡官，贞元二十一年六月，因公事来到长安。当他知道朝廷由王叔文在专权用事时，就在公开场合说王叔文的不是。王叔文知道后，十分恼怒，准备以皇帝名义下诏斩之，但宰相韦执谊认为不可。王叔文又准备下令“杖煞之，韦执谊又以为不可。最后是将羊士谔贬到汀州宁化去当个县尉。因为这件事，王叔文开始对韦执谊“大恶”，致使平素与他们二人往来的门人都十分恐惧，不知道自己如何选边站队。
还有一次，剑南度支副使刘辟来到长安后，要为西川节度使韦皋向王叔文求“都领剑南三川”之职，并承诺，若能够任命韦皋为剑南三川都领，韦皋“当以死相助”，同时表态，“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王叔文听说后大怒，“亦将斩之”。但韦执谊“固执不可”。刘辟听说王叔文要斩他，吓得赶快逃归。
应该说，在第二件事情处理上，王叔文是坚持用人办事原则，而韦执谊也想由此告诉众人，他与王叔文政见并不完全一致。但韦执谊仍然惧怕王叔文，派心腹去给王叔文道歉说：“非敢负约，乃欲曲成兄事耳。”意思是说，他要与王叔文唱双簧，暗中迂回帮助王叔文成就大业。王叔文更是“诟怒”，对韦执谊又骂又愤怒，从此对他失去信任，二人“遂成仇怨”。这是他们最终全部覆没的不详之兆，并由此引发了地方官员对王叔文的系列举报。
韦皋自恃是朝廷重臣，又远处西蜀，山高皇帝远，谅王叔文也奈何不了他，不能动摇他在西蜀的地位。在求当“都领剑南三川”遭到王叔文拒绝后，他索性上表“失音”皇帝李诵和太子李纯，极言王叔文奸恶。他在给皇帝李诵的呈表中说：“陛下哀毁成疾，重劳万机，故久而未安，请权令皇太子亲监庶政，候皇躬痊愈，复归春宫。臣位兼将相，今之所陈，乃其职分”。直接提出要太子监国，不让王叔文他们专权。
在给太子李纯的信笺中，韦皋写道：“圣上远法高宗，亮阴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树置心腹，遍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窃恐倾太宗盛业，危殿下家邦。愿殿下即日奏闻，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向太子李纯直接指明，王叔文他们的专恣行为，有倾覆大唐江山的危险。
一人点火，众人添柴，火势会愈烧愈旺。韦皋带头向王叔文挑战，紧接着，荆南节度使裴均、河南节度使严绶又先后向皇帝、太子呈笺表，与韦皋的意见一致。地方诸侯的奏章在朝野传开，使王叔文“邪党震惧”。
王叔文本来想以范希朝、韩泰来主持控制京西神策军，从宦官手中夺回军权，但被宦官势力识破，未能得逞。后又因母亲去世，按照封建孝道，不得不离职奔丧，暂时离开朝廷。但这一去，事态发展就更加趋于不利。
在王叔文母亲去世前一日，王叔文置酒馔于翰林院，宴诸学士及内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奇等，与大家告别。饮酒中途，王叔文带着伤感情绪向大家吐槽：“叔文母疾病，比来尽心戮力为国家事，不避好恶难易者，欲以报圣人之重知也。若一去此职，百谤斯至，谁肯助叔文一言者？望诸君开怀见察。”又曰：“羊士谔非毁叔文，欲杖杀之，而韦执谊懦而不遂。叔文生平不识刘辟，乃以韦皋意求领三川，刘辟排门相干，欲执叔文手，岂非凶人耶！叔文已令扫木场，将斩之，韦执谊苦执不可。每念失此两贼，令人不快。”又自陈任度支职务以来，兴利除害，认为自己有功劳。宦官俱文珍听后，随语驳折，致使王叔文无言以对。
这一来，宰相韦执谊更加不听王叔文的指挥摆布了，王叔文大怒也无济于事。王叔文“与其党日夜谋起复”，如果再次复位，必先斩韦执谊而尽诛不附己者，令“闻者恟惧”。
王伾自从王叔文归第奔母丧后，失去了依靠，就与宦官及杜佑等商量，请王叔王出来当宰相，且总领北军，但没有得逞；又请求让王叔文当威远军使、平章事，又没有得到朝廷同意。王伾坐翰林中，连续上疏三次，但都没有能送到皇帝手中。王伾及其同党“知事不济”，皆忧悸不能自保，惶惶不可终日。这天夜里，王伾突然中风了，被人们抬出翰林院。
到了七月乙未，“失音”皇帝李诵下制曰：“积疢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勾当”。太子李纯开始监国。当时，朝野内外都对王叔王朋党专恣表示愤疾，“失音”皇帝李诵也开始“恶之”，加上宦官俱文珍又屡次启请“失音”皇上：“请令太子监国”，李诵“固厌倦万机，遂许之”。
八月乙巳日，太子李纯在宣政殿东朝堂正式即皇位，是为唐宪宗。在与百官相见时，新皇帝李纯涕泣不已，百官拜贺时，他也不对百官施答拜礼，因为他对父皇因身体原因而卸任感到难过不舍。他将父皇李诵执政的这八个月改元为“永贞”。一般而言，王朝改元是在新皇帝刚登基就进行的事，而李诵即皇位时“失音”有疾，故仍沿用唐德宗“贞元”年号，一直到结束了八个月的皇帝生涯后，才由新皇帝李纯给予补办。这样做，既是对李诵在位时的业绩进行肯定，同时也是为了做好皇帝任职期限的时空切割。这也是大唐王朝历史上一段很别扭的事，因为我们今人所知所讲的“永贞革新”，其实都是在“贞元”年号下进行的。
还是在八月，新皇帝李纯开始对在“失音”父皇在位期间弄权的“二王”进行处置：贬右散骑常侍王伾为开州司马。王伾后来很快死于贬所。贬前户部侍郎、度支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第二年，王叔文又被赐死。
到了九月，贬京西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原因是他们均“坐交王叔文也”。（《旧唐书》卷十四《宪宗（上）》）
到了十一月，朝廷又“以交王叔文也”，贬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韦执谊为崔州司马。韦执谊虽然与王叔文有异同，加之岳父杜黄裳又官至太常卿，是老臣的女婿，所以在最后被贬。自从王叔文被贬后，韦执谊已感到形势对他极其不利，知道大祸迟早要来临，所以虽然还位列宰相，但常常恍惚不自得，“奄奄无气，闻人行声，辄惶悸失色，以至于贬”。
还是在十一月，朝廷有大臣议论认为，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被贬为刺史，贬谪太轻，处罚力度不够，理应从重发落。“初贬刺史，物议罪之，故再加贬窜”。故再贬抚州刺史韩泰为虔州司马、池州刺史韩晔为饶州司马、邵州刺史柳宗元为永州司马、连州刺史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为郴州司马。他们“皆坐交王叔文”。
就这样，包括韦执谊在内，唐朝历史上被贬谪的“八司马”诞生了。加上王叔文、王伾“二王”，历史上称之为“二王八司马”事件。他们在“失音”皇帝李诵在位的八个月时间内，左右政坛，风光无限，梦里不知身是客，错把自己当皇家。在新皇帝李纯登基后，立即遭到贬窜厄运，演绎了一幕由喜而悲的人生悲剧。
李唐王朝历史上存在过的“永贞革新”，实质上是发生在唐德宗“贞元”年号下的事。“永贞革新”是在“失音”皇帝唐顺宗李诵领导下进行的，革除时弊的内容及决断必须得到皇帝首肯才可施行，尽管李诵“失音”不能言，但他的神志还是清楚的，御笔还掌握在自己手中，王叔文等只是代为行事而已，后人将“永贞革新”的功劳归到王叔文等人的头上，实在是对封建皇权至高至尊至强的一种幼稚理解。王叔文等人得到“失音”皇帝重用，被推到了当朝政治舞台前沿，本可持续有所作为，惜未能摆正位置，拉大旗作虎皮，越俎代庖，结党营私，扰乱朝纲，贪污受贿，最终引起包括韩愈在内的绝大多朝臣们的恐慌和不安，更引起“失音”皇帝和“监国”太子的不满，从而导致在新老皇帝交接班之日，也就成了他们政治生命彻底结束之时。
“二王八司马”事件，留给后人的不只是对那一段历史的还原与回忆，更多的应是永不褪色的历史教训。
束有春 2024年9月30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