绰号虽带戏谑，倒是能很好地帮助记住某个人。日子久了，谁谁谁的名字没准说不周全了，但绰号十有八九能脱口而出。

　　打打闹闹的学生时代，绰号最让人逃无可逃。它就像片秋天里的树叶，稍不留神，不知就砸到谁的头上了。犹记得我上小学时，同学间的绰号，会像纸飞机在校园里飞来飞去。小男生杠上了，最得意的反击手段就是给对方起绰号，起一个坏坏的绰号，然后开始幸灾乐祸地叫，这俨然成了那时淘气生活的一部分。

　　那些坏坏的绰号，有些无意透着那个年代物质生活的维艰。我的邻桌陈同学，有个糟糕的绰号“大肉包”。并非他长得胖乎，而是肚里缺油水的他，曾一顿偷吃光家里准备待客的一笼8只大肉包。人吃撑了不说，还挨了他爹一顿揍，“大肉包”的诨名从此也落下了；另一李同学，绰号“小济公”，全因一年四季穿着的，尽是几个哥哥穿剩的且带补丁的衣裳，襟宽袖长，很不合身，走快了活像个小济公。

　　最难忘的，还是那些与一段校园故事有关的绰号。有个小男生的绰号就缘于一只狗狗。这家伙将路上捡来的一只小奶狗带去了教室，偷偷藏在课桌下的纸篓里。课上一半，不守规矩的小奶狗突然汪汪开叫。全班一惊，继而哄笑，听课的注意力瞬间如野马脱缰，怎么也追不回来了。老师气得不行，小男生被带了家长。“汪汪”绰号从此就像块口香糖，牢牢粘上了他，真名字反受冷落。谁想约他出门玩，就会在他家院墙外叫几声汪汪；老师点名点到他，知情的同学会站起来不假思索道，汪汪今天请假了。小男生对这个绰号并不在乎，谁汪他，他就汪谁，教室内外经常汪声一片。

　　绰号也会被拿来制造“轻松一刻”，对冲读书生活的沉闷枯燥。读大二时，系里有个史同学，大大咧咧，是个“显眼包”。不知哪位鬼才，给他起了个时髦的英文绰号“study”。都以为谓其好学，大家便叫开了，史同学也受之欣然。但叫着叫着，有人听出了弦外之音，不对啊！这“study”音译成中文，不就约等于“史大呆”这仨字么？谜底一揭，众人莞尔。史同学心碎一地，开始谁叫就跟谁急。

　　一个有意思的绰号，若如李逵的“黑旋风”、郎平的“铁榔头”这样的，倒不失为一张别致的个性名片，也似一幅充满谐趣的卡通头像。想象一下，在一个老同学或老朋友久别重逢的场合，一声你知我知的有趣绰号，谁说不能是这一刻再好不过的称呼，瞬间带来的那种无拘无束的亲切感，丝毫不亚于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被拉在一个名曰“四脚朝天”的微信小群里，群里十几人都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一帮那时跟我一样痴迷踢球的男生。这个听来不雅的群名，其实是我们这帮人在校时的一个集体绰号。那时的班主任吴老师，是位严厉得就差手里持把戒尺的老先生，压学生用功全校有名。遇上我们这群心思总在球场上的人，他哪里容忍得了。一旦自习课上不见了我们人影，立马会拉着脸，奔去操场逮我们。“我带过多少届学生了，就没见过你们这样四脚朝天的！”怒批我们时，他必有这句口头禅。我们的绰号由此而来。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帮男生大多已考学离乡，星散四方。但小圈子一直没散，可惜吴老师已经作古。是谁想起拿这绰号做群名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里面除了调侃，一定还有对我们不羁青春的回望，以及在“快乐教育”无从谈起的年代，对吴老师那种“打严骂爱”式教育的暗自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