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吴奔星先生

□ 孔庆茂

　　吴奔星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是胡适、钱玄同的入室弟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能够有缘随侍先生左右十余年时间，现在想来也确实是我意外的荣幸。

1980年5月28日，吴奔星（右）和作家巴金合影

　　知道吴奔星先生大名是我很小时候的事。在我小的时候，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家里还有一本《论〈林海雪原〉》的小册子，那个时候没有其他书看，这两本都认真地看了。这个小册子的封底上，标有泥土社当时出版的这一套文学评论丛书的书名，其中就有一本吴奔星著的《茅盾小说讲话》，所以吴先生这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在少年时代就深深地印在了我脑海中。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大三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选择了南师大中文系。一个考现代文学的同学对我说：“南师大好啊，南师大的吴奔星是任访秋先生的同学，很有名。”这加深了我对吴先生的印象。但我考的是古代文学，仍然没有想到跟吴先生将来会有什么关系。

　　但是缘分突然来了。1986年5月我到南师大参加研究生复试之前，中学老师李忠哲先生让我帮他带点东西到南师大给他堂姐，我这才意外地得知，老师的堂姐李兴华老师正是吴奔星先生的夫人。

1982年6月，吴奔星（左）与河南大学任访秋教授合影

　　李兴华老师年轻时就随父母在开封读书，后来到了南京，多年都没有回过故乡。看到我这个从家乡来的小伙子，出于对故乡的亲情，她常跟我问这问那，如家乡的沁河、沿岸的各村庄，通过我的口了解久违的故乡。平时常邀请我去家里玩。他们的孩子都在外地工作或读书，平时就老夫妇两人在家。所以我经常到吴先生家聊聊天，顺便把中文系信箱中的报纸信件带给他们，帮他们做一些体力活，在举目无亲的南京感觉到特别温馨。

　　吴先生家里的房子很小。三间房，客厅很小，其中拿出一间作为餐厅、会客厅兼书房。餐桌的一半堆放书报，另一半可围坐吃饭，他每天都端坐在圆餐桌边看书写文章。他晚年诗歌与著作，都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吴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住在孙科姨太太的公馆，车库都比现在的房子大，只是没有汽车。“房子越住越小。”他爽朗地笑说。

　　吴先生每天早晨都端坐在自己的小桌前，读书看报写文章。吴先生有个非常好的习惯：他阅读的时候总是拿着笔，随时做批注记录，圈画重点，即使看一般报纸杂志，也不例外。他看过的东西都留下自己批注的痕迹。这就是老一辈学者“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

上世纪80年代，吴奔星授课时的风采

　　下午，在看书间隙，我们会聊聊天。吴先生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记忆力好，充满诗人激情，特别是他那带有湖南人特色的高亢豪爽的声调，说话很有感染力。跟我聊起太行王屋二山、愚公移山，从韩愈到李商隐，他对我们家乡，比我还要熟悉。我的专业是古代文学，吴先生就经常跟我谈诗词，教我诗歌格律。在南师大读书的时光里，我到导师家的次数，远没有到吴先生家的次数多。我受吴先生的影响也最大，毕业后所写的辜鸿铭、林琴南、钱钟书、张爱玲等等传记，也都受到吴先生的影响与帮助。

　　在吴先生身边，我所受的最大熏陶，是听老先生讲文坛故事。吴先生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跟我大学时候的老师任访秋先生是同学。任先生是河南大学最知名的教授，非常受同学们崇拜，因此，见到与任先生同学且齐名的吴先生，我也同样抱着膜拜的心理，问这问那，向他询问他年轻时的老师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轶事。

　　吴先生讲起他的老师，真是声情并茂。如他讲胡适先生到北师大上课，给国文系高年级学生开讲《中国禅学之发展》，计四次，由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先生指定，和另一位同学担任演讲记录。后来记录稿经过胡适审定，发表在《师大月刊》第18期，目录署名为“胡适之讲演吴奔星何贻焜笔记”。

　　吴先生讲，胡适先生待人客气，也十分宽容。1933年，他入学不久，曾根据自己在长沙修业学校读书的体会，撰写短文《介绍农民化的湖南修业学校》，投寄主持《独立评论》并长期提倡教育的胡适。文章经胡适润饰，刊登于《独立评论》第80号（12月10日出版）。年轻的他，介入了当时文坛何家槐抄袭风波的争论，胡适先生知道后，写信告诉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要介入这种争论。

1987年8月，吴奔星（中）与吴调公、金启华在一起

　　吴奔星先生跟黎锦熙老师接触时间最长，也很密切。黎锦熙先生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候的老师，吴奔星先生也是湖南人，老师又兼同乡，所以格外亲切。吴先生家贫，考入北师大交不起20元注册费，是黎锦熙先生代付。这笔钱一直没有归还，后来师生谈起此事，黎先生说“记得，比还了更好”。吴先生还由黎锦熙先生又认识了另一个湖南同乡齐白石。有一次在看望齐白石时，白石老人很高兴，把本来要送给艾青的画顺手送给了他。吴先生赶快从口袋里掏出钱，作为一点“润笔费”。

　　吴先生治学的勤奋，对我教育尤其深。他每天都端坐在桌前看书写文章，中间看累了，就出去散散步，到学校取信或到邮局寄信。我经常帮吴先生查找资料，誊抄文章。七八十岁的老人，经常在报刊发表诗作或评论文章，每隔一两年时间，就会出版一本专著。每出版一本书，都会第一时间赠送我一册。而我这近而立岁的年轻人却一年难得有一两篇文章，时常感觉汗颜。吴老经常教育我：“研究生嘛就是要研究，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以后怎么能行？”当别人向他约稿的时候，吴先生让我写初稿，他来修改，算我们合作。

　　1987年，吴老在编《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时，特意留一些诗给我写鉴赏文章。我在吴老府上，帮他取信时看到过刘延陵、艾青、冰心、臧克家、纪弦等许多名家的书信手迹，见到过程千帆、孙望、夏传才等名家学者。这些对我都是一种很大的鼓励。我研究生毕业以后写了一些传记，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吴老给我所讲的各种各样的名人故事。

　　1992年，我出版了《钱钟书传》，吴先生给我很大的鼓励。1994年，我在写《辜鸿铭评传》的时候，因为辜鸿铭一本书《清流传：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的，在内地买不到，我跟吴老谈话时随口说了这本书。一个月后，吴老打电话让我去，竟然把这本崭新的书递给我，说是托香港一位诗人朋友买的。我内心别提多激动，急忙看书后的定价。吴老不准我让来让去，我只好作罢。

　　吴先生除了写诗做研究之外，两耳不闻窗外事。他订了很多报刊杂志，还经常买书，虽深居简出，但是对学术活动、学术动态非常了解，经常在《诗刊》《文艺报》发表作品，而对身边的事却非常不敏感或不熟悉。大概是1992年的时候，有一天吴先生报告他发现一个“大新闻”：“南师大中文系有一个教授叫钱玄，字小云，在南师工作了几十年，我以前竟然从来不知道此人。”吴先生1955年就到了南师大，1957年后调到了徐州师院，1983年落实政策又回到了南师大。即使从1983年算起，到这时也有十年了，竟然连同一个系的教授都不认识。

1989年2月，吴奔星在上海《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首发式上

　　当然，钱玄先生也是一个纯粹的书斋教授，以前虽做过一段时间江苏教育学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前身）中文系主任，但调到南师大后直至退休之前没有出版过专著。他退休几年以后才开始出书，先后出版了《三礼名物通释》《校勘学》，特别是《三礼辞典》《三礼通论》等巨著，才突然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才知道钱小云先生竟然还是章太炎入室弟子。像这样潜心书斋的教授还有章太炎弟子诸祖耿先生，年近九十才把自己一辈子研究的成果《战国策集注汇考》整理出版。正是因为这些教授平时只潜心于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才会有这样的同居一系数十年而不相识。

　　我在读研一时，有一次向一位很有名的某教授请教，这位老教授，竟然把我的论文改头去尾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当时很惊讶，但又不敢声张，只有我的同学冯保善兄知道。冯保善一次跟他导师陈美林教授说了此事。陈先生向来以耿直敢言著称，把材料要过去，他知道我经常到吴老家，打电话给吴奔星先生说此事。吴老让我把报纸和我的论文拿过去，一一对照，问我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说。我怕把事情弄大了，以后影响我的毕业。吴奔星先生仗义执言，给原系主任孙望教授打电话，三位教授到中文系反映这件事情，并写信给《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系主任、总支书记、我导师，都找我谈话了解情况，安慰我，说该先生已经退休，以后不会请他参加学位评审了。最后，《光明日报》也追回了该文的稿费。

　　最妙的是，之后不久我跟吴老出去散步，正好碰到这位先生，吴老特意隆重地向这位老先生介绍我，说：“他叫孔庆茂，河南大学毕业，现在在读研究生，他对韩愈文章里的人物考证有新的发现。”老先生擦着汗连说：“我知道，我知道。”吴老又说：“您要保重身体呀，您看您还没我年龄大，头发都白了，平时要少操点心啊。”老先生一边擦汗，一边说：“听说河南大学华钟彦先生去世了？”把话岔开，说了两句就急忙走了。我深为感动，同时又特别佩服吴老说话的机智，几句轻松的玩笑话却句句像刀。吴老哈哈一笑，没有多说。

　　工作以后，因为单位是一个严格坐班的机关，去吴先生家的次数就少了，但隔一段时间总会去看看。1993年1月，李兴华老师突然去世，这对于吴先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以往日常生活都是由老伴照料的，夫人去世后，虽然有儿女陪他住，给他做饭，但毕竟不如老夫妻之间体贴。李老师在世时，有时话说多了，吴老总嫌夫人唠叨。李老师开玩笑地说：“现在你嫌我说话唠叨，我要是死了，剩下你一个人，你想听唠叨都没有了。”不数年之间，这话就应验了。平时吴老就一个人在家看书写作。有一次，吴老又提起李老师这句话，长叹一声，我默然相对，黯然神伤。

吴奔星（右）与学生王宽行教授（中）在一起

　　虽然如此，年过八旬的吴先生仍然坚强地读书做研究，一点也不服老。有一次竟然一个人拎着旅行包，坐飞机到桂林去开会。还有一次对我说，家里的书实在堆得太乱，要找一本书，非常困难，因此想在阳台上再打一个书橱，把这些书都摆开，并且催我找工人来实施。一个80多岁的老人，像年轻人那样雄心勃勃地要建一个书房，四周排满书橱，便于自己读书写文章，这是多么可敬而又辛酸的事啊！

　　2000年秋天的一天，吴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我大学时的老师王宽行先生来了，我赶快过去作陪。王宽行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也是名师王立群的硕导），是吴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曾用名）时教的学生。师生三代相聚，别提有多温馨了。1982年，我刚上王先生的课时，王先生长得像周星驰，那时也很有周星驰的风度，上课充满激情，讲到激动处，能绕着讲台跑来跑去，一蹦多高，一个黑板擦就像惊堂木一样，成为他表演的道具。我们都特别爱上王先生的课。再见到王先生的时候，他已经身材发胖，行动明显迟缓了。王老师说：“吴老是我大学时代崇敬的老师，也是唯一身体仍然健康的老师，趁我现在身体还行，我要再来看望一下老师。”那天吴老也特别高兴，师生一边散步一边聊天，转了好几处景点。我陪在旁边，一边高兴，一边也不无悲伤地想，这种相聚一生能有几回？十年以后，吴先生、王老师先后归道山。

　　对于老师，就像对于父母，健在时总是觉得有时间的，不着急，但真正失去了，就一切都再也来不及了。2001年以后我调到出版社，工作比以前忙了许多，去看望吴老次数就少了，总是想着抽时间去、抽时间去，但到那一天，就是抽出时间，也见不到了。现在想起来，仍然后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