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匠高二适（十一）

□ 曹洋

　　四、文化救护①

　　中国五千年文明不断，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强大的文化体系。老庄的道家学说和孔孟的儒家学说，为中国人出世养德和入世救国提供了精神支撑，也为统治者制定治国安民的国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又消弭外来文化的冲击，并将之本土化，比如佛教的汉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墨家的侠骨精神一直没有缺席，每个中国人骨子里都有游侠的情怀。魏晋张华诗赞“太子还入荆，美哉游侠士”，李白更是以“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豪情来张扬侠客精神，而诸葛亮、王阳明等文人直接领兵上战场，救国救难。在中国文化构建中，文人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成为传承守护文化的核心力量。高二适特别推崇屈原、贾谊、扬雄、陶渊明、杜甫、陈师道等文化名士，他们身上所背负的家国情怀、文化情怀深深扎根于高二适内心。20世纪上半叶，许多仁人志士提出许多救国道路，诸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蜗居在书斋的高二适提出“以礼治国”的主张，其本质还是“文化救国”理念的延伸。在他看来，文化的命脉不能断，不管在国难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文化的作用不可缺少。1965年9月4日，高二适在致信章士钊时说得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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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再有陈者，今世为学，少有发明；浅见谀词，蜚声坛坫，适诚中心耻之，所以二十年来欲求得一为进德修业之计。迩复不知何如。世局纷拏，盖多有可疚心者。

1965年9月4日高二适致章士钊信札

　　高二适自步入诗坛，即慨叹世不悦学，以学人不能遵守为学之道为耻。几十年来他一直寻求“进德修业”良策，虽然他没有说明是否寻得这个良策，但他始终坚守文化阵地，守护文化不受侵害，他看似平静里的“冲动”以及所表现出的侠客精神，基本上根植于文化的守护力量。

　　作为旧式文人，或者说被传统彻底征服的高二适，其“进德修业”的理念不会超出传统文化范畴，通过梳理可看出，“礼教”应当是高二适坚守文化的核心思想，其主要表述集中体现在《问礼亭》诗里。

　　1928年，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1932年他在河南洛阳购得南朝永明二年（484年）石刻《孔子问礼图》，并于次年运回南京置于考试院内。戴季陶命人凿石碑镶嵌《孔子问礼图》石刻，且建“问礼亭”一座。碑额“孔子问礼图”由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吴稚晖书写，碑文为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所撰的《得图记》。1936年初，戴季陶以《礼记》中《大同》一节为韵，以“问礼”为主题征集诗歌。当时高二适初到南京，他的诗歌创作很快得到诗坛认可，高二适分得“之”字。3月，由戴季陶作序，汇诗成册，《问礼亭诗初集》问世。高二适的七言长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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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朝大官秉儒教，诸君讲解得鼎彝。以礼治国致一统，雍容揄扬庶可期。传之万祀供清庙，此亭此石吾所希。琼檐碧瓦资盖覆，凡百执事视此词。

　　在此诗中，高二适一方面礼赞“礼教”，另一方提出“礼为天下本”的学术主张，由此提出“吾党建国其可施”“以礼治国致一统”的治世理念，高二适在1939年《黄山谷集》题跋中说“平生空有济世志”，1942年又提出维政治与学术是命（此政治非寻常的政治，在第一节中已阐述）。目前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明高二适此处的“济世志”和“政治”就是“以礼治国”。但高二适在诗中提出“以礼治国”的济世主张，不是出于写诗的灵感，而是从文化的本体出发，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也是1936年，高二适在寄韩国钧信附后录《感愤诗四首》第四首：

　　我闻在成周，大哉孔子号。诗书六艺文，聊以敦厚报。

　　中夏故文明，礼乐崇追导。概今世曰非，丧乱剧群盗。

　　在此诗中，他同样强调“礼乐”“诗书六艺文”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与作用。“以礼治国”的主张在当时纷乱的国难时期显然不切实际，但在文化层面，还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守住文化，就能守住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死，中华民族复兴一定会实现。在高二适语境里“以礼治国”本质就是文化治国。虽然具体实践“以礼治国”比较困难，但以礼教救护文明的思想一刻没有远离高二适。例如1940年，他在《国际与中国》第四卷第七期发表的《夜闻子规起而作诗》，其中两句借子规言赞礼教：“古称尔乃望帝魂，蜀人敬礼能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