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一次误机之苦后，“宁可天下飞机负我，我决不负天下飞”——便成为我乘机的基本原则。购票时要反复比较航班准点率，前往机场前要查看天气预报、交通状况，手机上可以办理值机后早早就选定座位，即便不喜欢也如视珍宝，总之一句话，能早就早、能快尽快。对进出藏地高原的航班，更是高看一眼，厚爱一分。

　　这次也不例外，提早到了机场、办了值机、过了安检，耐心等待。在双流机场去望江宾馆途中，听到出租车司机说成都昨天下了场暴雨时，下意识抬起手腕，7月1日的字样格外醒目，看着窗外天公意犹未尽的样子，想到返程时间，又莫名开始担心误机了。“要是晴天，从机场到宾馆应该很快吧”，“成都交通这么好，上班早高峰不堵吧”，“啊，堵得不成样子啊，那早高峰都在什么时段呀”。之所以拐弯抹角地如此讲究“技巧”，而不直接告诉司机航班时间，然后问什么时间出发合适，就是担心司机凭经验应付，随口“哼哼”。司机似乎听出了我的意思，反问我在成都要呆几天、打算什么走，还告诉我手机号，给了个建议时间。我当即约他送机，把他给的时间提前了半小时，说好了来接时要提前打电话告诉我，迟到十分钟后我有权另约他人。在办理入住时，又问了前台到机场需要多长时间、有无送机服务之类的。

　　果然，成都下了一整天暴雨，网上到处都是树木倒伏、雨水横流的图文，严肃的让人心惊肉跳，诙谐处令人忍俊不禁。一个在昆明出差的成都朋友约我夜宵，可怜他的航班一延再延，尽管再三叮嘱要等他，我也坚持等到夜里12点时，还是收到了他发来航班取消的信息截图。这让我更加担心出现路毁车堵，随即拨打司机手机，将原定送机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

　　7月3日，早早办完手续，七绕八拐找到137号登机口，一眼便看到飞机延误的红色大字。我一边安慰自己好在航班还未取消，一边寻个位子坐下，候机厅里静若无人。“你啊，就是想不开，成绩不成绩的没必要担心，上不上大学也不要紧”，前排穿露背装的女人叹了口气，接着说：“现在小孩需要的是眼界，只要自己想学，机会多的去，走上社会也能学，人家六七十岁了不还考大学的噻？”声音不大，但清晰入耳。

　　“就是呢，书读得再好有什么用，你看看那些大企业家的有几个高学历的？”头发染了一大半棕色，额头几缕蓝色的女人扭过头，接过话茬说：“可不是嘛，听说浙江一带的小孩早早就不上学了，跟着大人满世界的跑生意、开眼界，年纪轻轻的就老有钱啦。”

　　露背装女人耸了下肩，背上留着拔火罐的印子，靠近肩胛骨两个随着她低头抬头或圆或扁，正好被透明的内衣带子居中压着，血液渗透表皮，边缘黑紫，两侧鼓胀。她拉了拉带子，转过头贴在染发女人耳边咕隆着什么，随即俩人哈哈大笑，搞得候机旅客们齐刷刷地抬起头，顺着笑声看了过来。染发女人不知是宽领低胸过于“坦白”的缘故，还是真的不好意思，将领口向上拎了拎，说了句“看着包包，我去下洗手间”，便拿着手机，扭着腰走了，窝在手心的抽纸露出一点白，跟着屁股荡来荡去，很不自在但又无奈。

　　我照例晃悠到登机口的报刊出售处，准备挑本书打发下时间。信手拿了期《生活周刊》，随手一翻，翻到了《书非借而不能读》一文，什么个情况，这年头了谁还写这个？想到曾经学过的同名文章，我竟产生这个本能反应。作者的观点很中允，没有批评不爱读书者，也非称赞嗜书如命之人，只是泛泛地谈了谈在“手机和其电子产品用来读书真的很方便”的当下，自己是如何不失时机地用来“温习经典之作”的；继而轻描淡写地介绍下“买而不读的纸书的另一个功能”——作为“软性家具”的个人趣事；最后用托尔斯泰的母亲借“年纪小、读不懂”为由，要求托尔斯泰“不要碰”《战争与和平》，却反而激发了托尔斯泰“偏要碰”的故事作为结局。全文似乎平淡无奇，让人不由心生《生活周刊》何以要发此文的疑问。回过头来，俩女人谈意正浓，风情万种。看到此文彼景，竟哑然失笑。

　　国人素有读书传统。头悬梁、锥刺股算不得苦，苦的是无书可读。《送东阳马生序》记述：“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宋濂以序鼓励同乡，本是教诲一人，却惠泽天下青年，溢出效应的背后该是心之相印、情之共振吧。无独有偶，家贫如洗的黄生向功成名就的袁枚借书，袁先生不但借给，还附赠《黄生借书说》，“书非借而不能读”遂闻喻天下，激励众多学子苦读不辍、逆流而上。

　　无书而借读，难能可贵；有书且苦读，更是另一番境地。东坡先生爱读书且喜抄。他曾对弟子王古说：每读一部经典，皆从头抄录到尾。一次，其友朱载到访，先生良久才出来，表示歉意说，自己在做功课，没有发觉他来。朱载很是好奇，问他每天的功课是什么。先生回道：抄《汉书》。看着朱载且惊且疑，先生解释说，这是他第三次抄《汉书》，开始一段事抄三个字，后来一段事抄两个字，现在一段事抄一个字，并拿出一册册抄书给朱载看。朱载不解，先生让其任说册中一字，便将其字对应的《汉书》原文数百字背出，无一差错。

　　先生在《又答王庠书》对此之述，是其如何做到“书在心中”的经验之谈，更是对勤读、苦读、乐读的诠释，有人概以“八面受敌”读书法言之。原文录如下：每一书皆作数过画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敵，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再回到《生活周刊》的《书非借而不能读》一文，文末一句“事后回想，应该是中了母亲的计”，私以为道出了作者写作此文的意图。在“前途”成为“钱途”、社会浮躁的现今，“不说比少说要好”是一定的。有人统计说，某国人平均每年要看7至10本书，国人则是1到2本，言外之意都明白；也有人针锋相对，说某国网速低、电子产品少之类，只能如此打发时间。这些或许不能说明什么，但在电子书籍如此丰富且如此容易获取的年代，众多人都一味追求“笑料”和“快餐”，就说明问题了。

　　7月3日上午10时5分的飞机，终于在12时46分起飞了。登机口前候机女人的对话，《生活周刊》上的那篇文章，以及由对话和文章带来的胡思乱想，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心情记录呢？也许很快就忘了，也许原本无需留点什么。但在报刊处买了《皮囊》一书，确实有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