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1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了《昭和十六年以后现地长期战政略指导》，确定了在中国占领区实行长期战，“以资加强帝国综合战力”的方针。强调要“逐步划定重要区域，促进占据地区之治安肃正，力求满足我国国防资源，同时设法安定民心，培植新政府之实力，以渗透其政治力量，使之策应、配合我方进行战争及处理事变”。1941年春，日军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授意军事顾问部主任晴气庆胤与伪国民政府警政部长李士群密谋炮制《治安肃清要纲》。提议在伪国民政府下设“清乡委员会”，对占领区分区实施“清乡”，以军事“清剿”、政治伪化、经济掠夺和思想奴化相结合的手段，彻底肃清占领区的抗战势力，由点线占领扩大为全地区的殖民统治。这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案很快获得日伪双方的批准。1941年5月11日，伪清乡委员会正式成立，汪精卫兼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从此，“清乡”与反“清乡”斗争成为华中敌后战场一种新的斗争形式。
1.苏南东路的反“清乡”斗争
苏南是日伪统治的心脏，因而成为日伪“清乡”最频繁的地区。从1941年7月至1943年底，日伪在苏南各地先后进行了七期“清乡”。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活动的苏常太地区位于上海外围，扼守交通大动脉京沪铁路，又是著名的粮食产地。因此，日伪将它作为“实验区”，首先进行了第一期“清乡”。
(新四军六师师部旧址纪念馆主楼)
1941年6月18日，日伪签定《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规定“日本方面主在担任关于作战及封锁事项，中国方面主在担任政治工作”。参加“清乡”的伪军、伪警察及伪保安队“均受日军调遣”。日军调集第13军下辖的10个大队共3500余兵力，伪军参加“清乡”的共有13594人。7月1日，日伪开始对苏南东路的苏常太地区实施“清乡”。他们在划定的“清乡”区增筑大量据点，实行分割占领，并在“清乡”区外围构筑长达数百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同时从市镇到村庄整顿保甲、清查门户，召开“清乡”大会，进行反共宣传以动摇分化群众。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为粉碎日伪对苏常太地区的“清乡”，组成了600多人的反“清乡”部队，于6月底进入“清乡”区，采取内线坚持的方针，以求在军事上打破日伪的“清乡”行动。然而，因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苏常太军民对日伪据点的屡次攻击均告失利。7月中旬，日伪在完成对市镇的占领和清查后，逐渐向乡村扩展。反“清乡”部队的行踪日益暴露，党政干部和抗日群众愈来愈多地遭受逮捕和关押。在敌情严重之际，反“清乡”部队未能迅速组织突围，仍然强调化整为零，原地坚持斗争，因而不断遭受损失。直到8月初，在“清乡”区内分散坚持斗争的200多名干部战士才根据上级的指示，历经艰险分头突围出苏常太“清乡”区。
(新四军六师师部旧址纪念馆正门)
为了配合苏常太军民反“清乡”斗争，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分兵南进太湖，接连攻克苏西的寺桥、白马涧等伪军据点，威胁苏州城；五十四团一营攻克无锡近郊的西胶山、严埭等据点；五十一团袭击江阴西门外伪军；十八旅教导大队和警卫一团则在沙洲连续攻击日伪军据点。新四军第十六旅各部也积极配合东路的反“清乡”斗争，加强对日伪军的攻势。但是，日伪在遭受打击后，并不改变既定的“清乡”计划。因此，新四军在“清乡”区外的配合牵制作战未能收到预期效果。
1941年8月14日，新四军军部对苏南东路反“清乡”斗争作了重要指示，指出“敌对苏南清乡是分区‘清乡’性质，六师各旅、团应以分区转移应付‘清乡’为指导原则。在原地只留秘密工作同志打埋伏，保持联络或完全不留，候‘清乡’过后再转原地工作。”新四军第六师及时总结苏常太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遵照军部指示，部署澄锡虞地区的反“清乡”斗争。根据日伪计划于9月开始在澄锡虞“清乡”的情况，东路地区党组织分批撤退了身份公开的地方党政干部，在苏中靖江建立江南办事处和江南干部大队。同时在“清乡”区布置了地下党组织，坚持长期斗争。8月下旬，根据形势的发展，新四军六师师部率十八旅主力果断穿越日伪在锡澄公路上设立的“清乡”封锁线，转移到丹北地区。不久，新四军军部对六师行动方针作出重要决定：十六旅仍尽可能地在江南坚持斗争，十八旅不宜向京沪铁路以南转移，而应向江北转移，开辟新区。遵照这一决定，六师师部率十八旅于1941年底前到达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2.苏南茅山、太滆、丹北的反“清乡”斗争
1942年秋冬，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受盟军的沉重打击，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为了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的兵力，并掠夺更多的资源，1942年12月，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发出《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将“清乡”地区扩大到苏南的镇江、常州、丹阳、上海郊县和苏北南通等地。
(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内部)
1943年3月4日，日伪双方签定《关于镇江地区清乡工作之中日协定》，规定镇江“清乡”区的范围是镇江、丹阳、扬中三县和武进、无锡县铁路以南地区。“清乡”封锁线从镇江江边起，沿镇宝公路两侧至宝堰镇，经西旸、直溪桥、白塔向东延伸，再由滆湖北岸向南直达太湖。这条封锁线穿越苏南根据地的丹北、茅山和太滆三个地区，全长200多公里，“清乡”区内面积3200平方公里，人口190余万。
在茅山地区，1943年2月21日，中共茅山地委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揭露日伪“清乡”阴谋，动员群众开展反“清乡”斗争。茅山地委在强调“保存有生力量，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下，及时转移和疏散不适合原地工作的干部；在党内外尤其是在党内进行民族气节、基本政策和新的斗争方式的教育；严格执行隐蔽政策，建立党的秘密组织，顺利实现了工作方针和重点转变。3月中旬，当日伪强迫群众修竹篱笆和检问所时，茅山地委提出“反封锁、反特工、反投降妥协”的斗争口号，紧紧抓住反封锁这个中心环节，带领群众开展破坏竹篱笆的艰苦斗争。人民群众响应党的号召，不惜砍掉自家的竹园，将竹子劈开或沉入水塘。地方武装和游击小组不断袭扰砍伐竹子的敌人。敌人在当地强征不到足够的竹子，只得从外地调运竹子来补充。抗日军民还组织了拆除、烧毁竹篱笆的斗争，仅一个夜晚就烧毁了从上塘至白兔长达十几里的竹篱笆，还烧毁堆集在陵塘的2000多担竹子。不久又对西砀至宝堰、西砀至直溪桥的竹篱笆封锁线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在3、4两个月里，茅山军民共进行了51次破坏竹篱笆的斗争，共烧掉2万多担竹子，破除竹篱笆60公里。通过破坏竹篱笆的斗争，干部群众消除了“清乡”初期的恐惧心理，增强了必胜信心。
接着，“清乡”区军民又投入袭击日伪据点的战斗。5月8日，茅山保安司令部组织突击队，猛袭包巷据点，全歼守敌40余人。新四军便衣武装更是神出鬼没地在“清乡”区捕杀伪特工和“清乡”人员，吓得他们不敢下乡活动。6月22日，新四军四十八团三连和茅山保安司令部四连、六连，经百里急行军，突然出现在日伪“清乡”的前线指挥部延陵镇，将伪保安队、伪警察署、清乡政工团、伪区公所、特工站一举摧毁，俘获伪政工团长以下百余人。7月9日夜，新四军四十八团和茅山保安司令部各一部又攻克日伪“清乡”的另一个重要据点丁庄铺。敌人连遭打击，纷纷撤离据点，伪“清乡”人员更是恐慌，纷纷弃职潜逃。日伪在茅山的“清乡”从此名存实亡。
(太华山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场馆内景)
在太滆地区，中共太滆地委建立秘密党组织坚持“清乡”区里的斗争，还组成武工队性质的精干领导班子，挑选适当人选打入敌人内部。作为反“清乡”主力的新四军独立二团主动转移到“清乡”区边缘地区，实行内外线穿插，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清乡”区干部群众在党组织领导下，先后七次火烧竹篱笆，使敌人的“清乡”封锁计划一再拖延。新四军独立二团不断地打击敌人，4月中旬拔除武南的雪堰桥据点；5月8日在宜兴李山伏击日伪军；6月30日在太湖马山袭击砍伐竹木的日伪军，俘虏敌海军一部；7月5日金坛县短枪队袭击敌“清乡”区里重要据点葛家村大坝头，俘获全部人枪，不久又拔除导墅桥据点，将俘虏的伪方人员集中训话，迫使其不敢胡作非为。8月，新四军十六旅五十一团奉命进入太滆“清乡”区活动，增强了群众和地方士绅反“清乡”斗争的信心，许多伪乡保长也转向为新四军工作，太滆反“清乡”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在丹北地区，中共丹北中心县委确定了以合法的、秘密的坚持斗争为主，以武装反“清乡”斗争为辅的方针。各地通过各种关系把一批干部在“清乡”区里隐蔽下来，还在根据地的边缘地区，把原来为敌人做事的伪乡保长及伪军，争取改造成为抗日政府做事、表面上应付敌人的人。1943年9月，日伪对丹北“清乡”区进行“治安剔抉”工作，企图以特务、保安队和“清乡”警察的配合行动，消灭业已恢复活动的抗日武装。抗日军民则以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锄奸政策对付日伪军的反扑。各地在丹北中心县委短枪队的配合下，及时镇压和惩办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敌人的特工活动趋于瓦解，而群众性的锄奸斗争逐渐上升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到1943年9月底，在丹北“清乡”区的210个乡中，抗日民主政权已实际控制了172个乡，其中有33个乡的乡长为共产党员，51个乡的乡长为进步分子。“清乡”区群众掀起参军运动，组建了丹北独立团，不仅巩固了中心区、扩大了游击区，还开辟了京沪铁路以南和铁路、大运河之间的新区，彻底打破了日伪对丹北的“清乡”。
3.苏中第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
1943年4月8日，日伪双方签订了《苏北第一期清乡工作实施之协定》，规定“清乡”区的范围是西从天生港到丁堰，北从丁堰经掘港再东延至南坎，东抵黄海，南至长江，面积3600平方公里，人口270余万。日伪对苏中四分区的“清乡”在许多方面是蹈袭在苏南东路“清乡”的做法。
在苏中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第四分区确定了反“清乡”斗争的总方针，即“普遍深入的紧急动员，以现有组织工作为基础，组织一切反‘清乡’力量，加强战时工作，广泛发动游击战，掀起群众斗争高潮，并准备各种复杂斗争条件，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打破敌汪‘清乡’阴谋，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为此，“清乡”区党政军民从组织、军事和物资等方面作了具体部署。各县区乡在一元化和精简的原则下，建立坚强统一的领导班子；挑选有斗争经验、能联系群众的干部加强各级领导；对一些有可能被日伪安设据点的村镇，建立了秘密党组织；在边缘区和敌占区，争取和控制了可能被日伪利用的帮会、流氓及两面派；为了在严重的封锁和分割的条件下独立坚持斗争，还在日伪实施“清乡”的地区调整行政区域，成立海启和南通两个县。在军事上作了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部署，以主力一部及大批短枪队分散到“清乡”区内，配合民兵坚持原地斗争；大部分主力配置在“清乡”区外围，策应内线作战；苏中第四地委还建立了敌工委员会，加强争取和瓦解敌人的工作，控制了部分伪军和伪“清乡”机构。各地还发动群众改造地形，破路、拆桥、筑坝，创造有利于游击战的地理条件。
(苏中革命历史纪念馆内景)
从3月底至5月初，日伪对第四分区“清乡”区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军事“清剿”。通如海启境内各据点日伪军倾巢出动，十几路、几十路地向根据地的中心区分进合击，反复搜索，企图寻歼抗日武装和党政机关。敌人每到一处就增设据点，断绝交通，不分日夜地四出搜剿，挨户清查，捕捉干部、党员和民兵。然而，新四军主力和各县警卫团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跳到“清乡”区以外或边缘地区，寻找战机，狠狠打击敌人。区队武装和乡基干民兵则隐蔽在群众之中，昼伏夜出，袭扰日伪人员。在4、5两个月间，抗日军民发起主要战斗50多次，毙日伪军385名，俘虏370多名，平毁碉堡43座。日伪未能达到军事“清剿”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内部矛盾。在进行军事“清剿”的同时，日伪开始了修建100公里竹篱笆封锁线的工作。他们把这条封锁线作为救命法宝，宣称“篱笆筑成功，清乡便成功”。在苏中第四地委的统一部署下，在“清乡”区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短枪队、民兵和群众密切配合，顽强开展反封锁斗争。除了采取不断地怠工、袭扰、破拆和焚烧等破坏手段外，6月7日和7月1日，苏中根据地第三、第四分区4万群众和民兵在新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掩护下，发起全线大破击。锯电杆、收电线、挖公路、烧篱笆，绵延100多公里的封锁线上到处火光熊熊。日伪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动，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惨淡经营了三个月的竹篱笆被火焰吞没。
日伪的“政治清乡”于5月实施，6月以后进入高潮。日伪军每到一处就将该地包围起来，把群众赶到一起，强制清查户口、编组保甲。7月24日至26日，日伪在南通县十总店一次捕捉群众200余人，将其中53人活埋，以屠杀来镇压反抗编保甲的群众。在编成保甲的地方，日伪进而胁迫群众成立反共自卫团、爱乡会组织。“清乡”区的党组织带领群众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争。在日伪强行编查某一地区时，身份公开的党员和干部及时转移，留下老弱敷衍搪塞。敌人一撤离，干部立即前去慰问群众，抚恤救济受难者。在靠近据点的地方，则通过控制“两面派”乡保长，以拖延、乱编等方法应付敌人。区队、基干民兵和短枪队还不断打击编查保甲的人员和内奸。8月17日夜，海启县启西区统一行动，从农村到集镇，群众自己动手把门牌号码一齐烧掉。许多乡镇也发生了袭击伪乡镇公所，焚烧户口簿、壮丁册的斗争。到1943年9月底，日伪编查保甲的工作几乎完全停顿。据不完全统计，第四分区共烧掉门牌7万个，户口名册5万多页，镇压编查人员53人。
(南通市烈士陵园大门)
日伪在连连受挫的形势下，于1943年l0月以后相继对第四分区进行了所谓的“延期清乡”和“高度清乡”。10月中旬，日军在每个县组成二到三个机动部队；不分昼夜地东奔西突，轮番搜索，大肆烧杀抢掠，使“清乡”区内党政组织和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干部及群众积极分子被捕、被杀，企图以“三光”政策迫使群众就范。面对日伪军的血腥屠杀，第四分区军民顽强坚持原地斗争。一方面，在中心区相对减少武装活动，加强秘密的合法斗争；迅速整理遭受破坏的党政组织和群众团体，轮换了一批在“清乡”斗争区内长期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干部；对群众进行慰问、抚恤和救济。另一方面加强对伪组织及“两面派”的控制；坚决镇压甘心附敌分子；教育争取被迫应付敌人的“两面派”。与此同时，各县警卫团英勇抗击日军机动部队；新四军三旅为牵制敌人，不断向敌据点发起攻势。10月21日攻克李堡镇，一举歼灭伪军四个连；10月31日至11月2日总攻丰利镇，并击溃岔河、角斜、栟茶等地援敌，共歼日伪军近千人。11月29日，南通警卫团一部在石港设伏，消灭日伪军30余名，并击毙日军大队长山本。日伪军慌忙从“清乡”区抽兵增援，其机动部队“清剿”行动难以为继。“延期清乡”和“高度清乡”成为强弩之末。1944年春夏，抗日军民乘胜发动攻势，拔除据点，恢复阵地，彻底粉碎了日伪的“清乡”。
来源：《江苏省志·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纪略》《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一卷（1921—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