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在南京城南的长乐路，有一个大杂院，其后门通往三岔巷。这道门“早6晚9”开放，陈家就好比这通道的“门神”，街坊邻居进出大院，都得经过陈家左右厢房的夹道。
陈家一家3口，父亲是某国企电器工程师，身材挺拔，常年架着副黑框眼镜，那眼神，透着对电器电路知识“尽在掌控”的笃定，就像肚子里装着本电子词典。母亲是市里医院放射科医生，气质温婉，留着利落短发，看着就精神。因为医疗设备和无线电技术多少有点沾亲带故，她也懂些门道。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儿子大宁读初中时就成了无线电的超级发烧友，一双眼睛整天透着对无线电的好奇与专注，仿佛要把每个电子元件都瞧出个花儿来。
那时，咱国家的无线电技术和电子元器件生产水平，跟现在没法比。电视机更是稀罕玩意儿，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只在新百商店和中央商场的展窗里看过样品，无价无货。可大宁对无线电痴迷得不行，在父母的帮助下，跟那些电子元器件较上劲了。他经过不断摸索，用普通水瓶底大小的显像管组装了一台能接收央视节目的“土电视”。朝鲜某歌剧团在北京公演那晚，大宁兴奋地扯着嗓子招呼我们几个发小：“快过来，咱试试这新鲜玩意儿，看能不能收到歌剧转播！”我们几个发小一听，撒丫子就过去了，围到小显像管旁，嘿，有影有声，朝鲜歌剧一目了然，小是小一点，但总归是电视，不花钱看戏，快哉快哉！
不过，看着看着却出了问题——朝鲜歌剧《阿里郎》正播着类似“黄世仁”抢“喜儿”，“大春”要投身革命军报仇的情节——大家正看得入迷时，突然，因为电力超负荷，“啪嗒”一下跳闸了，屋里瞬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显像管屏也没光了。大家赶忙点上蜡烛，一个个满脸遗憾。大宁下意识伸手去摸显像屏，“嘶”的一声，像被烫着的猫似地猛地缩手，凑近烛火一瞧，食指尖烫出个水泡。他心有余悸地嘀咕：“幸亏停电，再晚点，显像管准炸屏，咱们可就危险了！”我们面面相觑，心里直犯嘀咕，这玩意儿新鲜是新鲜，可还真有点危险呐！
日子过得飞快，到了70年代后期，外国电影开始在我国陆续播出，央视常在晚间新闻联播后转播。每次电视预告要转播引进的外国电影，大院里就会跟赶场一样热闹起来。
这年夏天，大宁一门心思琢磨着组装一台黑白电视机和大伙分享外国影片。当时国内电子元器件质量参差不齐，那些电子管管脚弯弯曲曲，电阻阻值也不稳定，可把大宁给折腾坏了。但大宁可不是轻易认输的主儿，他拿着父亲给的电路图纸，反复对照，像个思维缜密的侦探，把每个零件的正确位置给找出来。陈父瞧见儿子那认真劲儿，搬来小板凳坐在大宁身旁，指着图纸上复杂的线路，耐心地讲解每个元件的作用和连接方式。母亲呢，就像个贴心的后勤部长，在一旁不时递上工具，轻声鼓励：“别着急，慢慢弄，你们爷俩肯定能行。”
最关键的是“管家婆”还不时拿出钱来，支持大宁购买电器零件。终于，大宁利用电容、电阻等电子元器件，成功组装出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在那个年代，电视机绝对是奢侈品，谁家要有一台，邻居们都很眼馋。
“大宁牌”黑白电视机一亮相，立即成了大伙的“视觉中心”，从此，陈家堂屋就成了大家的欢乐聚集地。入夏后，陈家把电视机高高地搁在堂屋的木箱上，让后排观众也能看得到。天还没全黑，邻居们就跟约好了似的，早早地扛着凳子就往陈家跑，把堂屋挤得那叫一个严实。前排人头挨着人头，后排踮脚伸脖，穿堂风里夹着汗腥味，大家全然不顾，看得那叫一个带劲儿。
那时电视机大多是电子管的，器件特别容易发热爆炸。大宁早有准备，他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淘来一台破电扇，捣鼓捣鼓居然修好了，放在电视机背后给它散热，前排的观众也能跟着沾点风。
有一天晚上，终于盼到播放日本电影《追捕》。电影放到杜丘驾机逃亡，陷入警察天罗地网，真由美当街放马搅局，驮着杜丘飞马左冲右突时，那气氛，紧张得像拉满的弓弦。张大爷眼睛瞪得像铜铃，嘴里的烟都忘了点，喃喃念叨：“这杜丘咋整哟”；李婶死死揪住衣角，身子恨不得钻进电视里帮他们解围；小孩子们也不停地嚷嚷：“快冲啊，别被抓住啦！”
就在这节骨眼上，给电视机散热的电扇突然“罢工”了，不久，一股焦糊味扑鼻而来，漆包线烧了！电视里剧情正到高潮，激昂的主题曲“啦呀啦……”响起。人群瞬间炸开了锅，有人急着大嚷：“千万别在这时候坏呀！”我和大宁早就从座位上蹦了起来，抄起扇子就对着电视机背后一阵猛扇，汗水噼里啪啦地甩向观众……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晚上来看电视的人渐多，不仅把陈家堂屋挤得水泄不通，还在大院里留下了不少垃圾，影响到了大院居民原本平静的生活秩序。就在这么个情况下，隔壁邻居王老爷子闪亮登场了——王老爷子，头发花白，背有点驼，脸上的皱纹像被岁月精心雕刻过一样。他背着手，慢悠悠地走到大院公告栏前，眯着眼睛，一笔一划地更改了大院后门通道开放时间的告示，说即日起实行“夏时制”，把开放时间从“早6晚9”改成“早5晚8”，想限制院外街坊。这一下，可让陈家人尴尬了，大宁不知道该咋办，只好去找居委会李主任。
李主任是个热心肠，他中等身材，脸上总是挂着和蔼的笑容，给人一种特别可靠的感觉。一听大宁说的事儿，他把手里的茶杯一放，大手一挥，“走，咱去看看”，有点“小菜一碟”手到擒来的架势。李主任带着巷里一群积极分子，风风火火地赶到大院。大家齐心协力，把大院里堆杂物的破旧场棚给拆了，腾出一块空地，还留下了公用电线插座。从那以后，每晚大宁都会将电视机搬到空场播放。
王老爷子一看这情况，有点不好意思了，偷偷摸摸地把告示擦拭干净，还掏钱买了个电视荧屏放大器（塑料制品）。他笑着对大家说：“老喽，眼睛不中用啦，这放大器是老伴拿私房钱买的，就当我给大伙赔个不是了！”
于是，只要不下雨，大院里的电视机每天都会准时出场，从不怠惰。
不过，空场旁边有棵大枫杨树。一到晚上，满树毛辣子虫就跟下雨似的往人身上掉。大家每次看电视都得拿着伞、扇子、草帽各种“防御武器”，可即便这样，还是免不了有人被毛辣子虫蛰得身上红一块肿一块，时不时传来几声被蛰后的惊呼声。李主任知道后，通过街道联系到区绿化队，给树喷了两回杀虫剂，这才解决了问题。从此，大家就能安心在空场里看电视了。
时光流转，时代变了。如今，智能设备普及，手机、平板、电脑等凭借便携性和交互性，成了人们获取娱乐的首选。电视机虽不断向大屏、智能方向发展，但在家庭中的地位大不如前，开机率也逐年下降，一家人围坐追剧的热闹场景早已成了“往事”。
那些夏夜大杂院荧屏前的故事，是当年“远亲不如近邻”的佐证。在那个物质并不富裕的岁月里，一台小小黑白电视机就像一条纽带，把大伙紧紧联系在一起。曾经的平安喜乐，曾经的全神贯注和踮脚张望，无一不是质朴的邻里情，这友情就像陈年老酒，越品越有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