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文人如鲁迅、叶圣陶等颇重视乡邦文献，但在互联网时代各地都开始重视挖掘地方文化名人且与文旅交融时，研究者往往不是出于内心感悟，而是外在诉求。不免鱼龙混杂，缺少见识，每多肤浅之风。我以为整理乡邦文献之最高境界，乃是以大文化视野掘出那些被历史淹没的划时代文化人物，正本清源并解析其背后的文化秘码使其穿越时空，拓展正在发生的历史思考空间，启迪今人。

　　晚清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名人不计其数，然而，凌霞确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单凭他首倡“扬州八怪”说就份量够重，偏偏又与任伯年、吴昌硕等过从甚密，一个贯通“扬州八怪”与“海上画派”的文化名人，一下子就踩在近代画派承前启后的节点上。如果说近代出版家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在凌霞去世时即收罗遗文印行《天隐堂录》是研究凌霞的发韧，武维春兄这本洋洋16万字的点校《凌霞集》，则是凌霞研究的集大成。体例上从其人与交游、创作略说、著作版本直到年表、资料附录，其步步为营、丝丝入扣，使一个历史文化大家面貌跃然于纸上。

　　以笔者浅见，民国以降文坛掌故总不免参杂戏笔或个人情绪，相比较而言凌霞所处年代还是保留许多古风，当然还因作者诗书画皆精，交往之多，又为学严谨、多识，这为以诗证史增加了可靠性，许多凌诗中透出的史实补充了现在书画史之不足。比如我们以往尚不知吴让之晚年身体情况，但当我读到凌霞写“吴让之丈熙载云：‘七十衰翁双耳聩，夜来长对佛灯眠’”便一目了然。古籍点校与考据是一体的，必得下死功夫，功夫下足才能有老吏史断狱之笔气。《凌霞集》文本的硬核当是不讳以往被称为精典的巨著、不讳名家所言，对以往凌霞的误证多有指谬。比如凌霞诗中得知改篑是改琦孙子，而《中国美术家辞典清代诗文集撰编》错误地将改篑标为改琦之子，再如上海出版社《清代文集撰编》的介绍凌霞的字及生卒年也多有讹误，武维春兄广证、博引，乃至从拍卖书画真迹印文多方汇集证据，一步步做实为“生于1831年、卒于1903年”。这使我想到刘勰在《文心雕龙》之《比兴》篇赞美辞中所说的“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显然这个文论题对于学术写作和文艺批评是非常重要的。而所有“断辞必敢”，必然来自做学问的严谨慎密，来自对质疑的持续追问。而非浅尝辄止，泛泛而论。

　　《凌霞集》最耐人寻味的，我以为是凌霞与吴昌硕的交往，以往的美术论家多强调任伯年对吴昌硕的影响，网络文更是将此一点无限放大，殊不知吴昌硕的综合休养非常了解。否则画外功夫就无从谈起，一代宗师也不存在。或可以说，作为海上画派的开山祖任伯年对吴昌硕的启发更多是所谓“以书入画”（技术层面），而凌霞与吴昌硕的交往是以诗入画而大大拓宽了吴氏的人文和精神空间。刘承干在跋文中称凌霞“学问淹雅，工书画，通小学、金石学”，更重要的的是此人见识非凡，凌虽生长于腐儒普遍当道的社会，但他对腐儒很不以为然，从他诗中对雅俗观的态度里可见“论交端在求良友，俗目相看疑怪民”，一个“怪”字就有不同流俗的思想，对“扬州八怪”如此，对后起的“海上画派”亦如此，他当年就认定赵之谦、吴熙载、吴昌硕是鼎足而立的三大家，确有超前之见。同好宜得、知音难求。凌霞吴昌硕由相知相交而惺惺相惜。吴昌硕当年许多画作多请凌霞题诗，他本人也在作画时多有引用凌诗。足见对凌霞的欣赏之情。凌吴交往审美趣味相投的当数墨梅，《凌霞集》有一章“论印绝句”有“恰意铁瓢诗句好，果然吃饭靠梅花”。凌氏列举前人闲章“画梅换米”印，“画梅乞米”印颇多心酸而自得。如此看来，凌霞画梅诗难怪深得吴昌硕会心，正如“老梅为我相扶持”、“替花传神花失喜”，“问余毕竟何宗派，月影梅窗是导师。”仍是今日之题梅诗中不可多得的佳句。

　　余生也晚，记得旧时好古之人常被判为：“发思古之幽情。”现在看，我更愿意将此改成发思古之“共情”。点校旧章，是今人与古人超越时空的对话，武维春兄虽与凌霞相隔百年，但凌霞旅居扬州多年又浙江多年，这与《凌霞集》点校者的生活轨迹（扬州日报、箫山日报）相仿，而产生共鸣是情理中事。武维春兄久于唐诗、宋词浸润，又痴于收藏文人手札，这又为他多维度立体地研究清末民初文人事迹提供了更多资源和识见。想来他从2002年至今近6年一次次跑南京图书馆抄录馆藏稀见书目丛刊的行跡，酷似石涛的“收尽奇峰打草稿”吧，武维春兄在自序里提到许容藻这位南京博物院已故老专家，那次许莘农三代收藏家的拍卖，我因懒惰而未成行。但许容藻在泰州乔园做过盐运小吏是知道的。显然他此行关注的是凌霞的书画与信札。他身背的那只白布书包颇似古代山水画中高士之执杖登山，这一次次跋涉终于修成正果：一本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精装《凌霞集》。于是，在我狭窄的茶室里我们聊阮元与扬州学派，汪钧、汪中，以及“扬州八怪”时又丰富了广陵话题。沉香浓浓，清茶淡淡，一册在手，这氤氲的气氛中，不免使我想起凌霞颇似夫子自道的自我总结：“秉性冷淡，寡言语，惟良友当前则娓娓不倦。”这与《凌霞集》作者何其相似乃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