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选登|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建设的记忆探究
2024-07-15 08:42:00  来源:江南时报  作者:周云峰 范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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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党的纪律逐步形成并不断健全,纪律建设日益发展并不断深入,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保证,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有力武器,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创造了基础条件,成为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强保障。本文立足红色档案资源,探究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加强纪律教育实践,总结经验启示,进一步深刻认识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党之大计”。

  一、明纪与守纪: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关于纪律建设的探索过程

  严明党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品质和显著特性。革命导师曾为共产党立规矩,要用铁的纪律建设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在《致恩格斯》中说:“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中说,“罢工纪律对法国工人是很有好处的……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列宁说,“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贯穿了建党至新中国成立的全过程,在建党初期,纪律要求就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并逐渐成熟;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在党内进行思想教育,如开展整风运动等,不断夯实纪律基础;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把纪律建设提升至与战争胜利同步重要的地位。

  纪律建设在党章中的明确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我党自诞生起就把纪律写在自己旗帜上。1920年,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首次提出“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

  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没有使用纪律的概念,但包含了党的纪律相关内容:“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共分六章二十九条,首次设立“纪律”专章,包含九个条款,占党章总条数近三分之一,其中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二)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三)欠缴党费三个月;(四)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六)泄漏本党秘密。自此以后,直至六大党章以及十二大以后的党章,都设有“纪律”专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章发展史,同时就是一部纪律建设史,也是从严管党治党史。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章程》“纪律”单独成章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党的五大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首次提出“政治纪律”概念,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严明政治纪律放在治党工作首位。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成为党的中心工作。红军素以纪律严明著称,一贯重视纪律教育。当时,抓军纪就是抓党纪。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纪律建设,书写了纪律建设的红色篇章。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西南荆竹山时正值秋收,战士们长途跋涉,又饥又渴,有的战士随手就挖老乡家的红薯来充饥。毛泽东得知该情况后,向部队宣布了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在这期间,毛泽东宣布了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4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省桂东县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初,毛泽东同志又在六项注意中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从而形成了“八项注意”。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表述不断修改完善,直至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做了统一规范,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

  纪律建设的新阶段——思想教育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党坚持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实施民主政治,通过整风等方式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教育,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为赢得抗战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党的纪律的党内法规,是一次“立规矩”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领导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

  1939年7月8日、12日,刘少奇分两次给延安马列学院学员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明确提出:“(共产党员)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

  ▲1939年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大纲

  纪律严明是新四军的优良传统。新四军不仅通过集中纪律教育推动形成铁的纪律,还将纪律教育抓在日常、严在经常,以铁的纪律约束广大指战员的言行。

  1941 年 6 月,刘少奇在新四军一次会议发言中指出:“所谓自觉的纪律,需要我们战斗员干部自动的来尊重,了解纪律”;同时要了解纪律的处罚并不是针对某些人的,“也不能用纪律去吓倒他、控制他,主要是使他自觉的做”。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听说泗阳县的群众,对骑兵团的马踏坏庄稼很有意见,就亲自到骑兵团开展纪律教育。在全团大会上,他严肃地指出,“骑兵特殊”的说法是非常不对的。不能自认为“特殊”因而破坏群众纪律就可以原谅。他说,马应听人指挥,人应听党指挥,党决不允许任何人借口“特殊”,让马践踏群众的庄稼,啃群众的树皮,吃群众的青苗。马是我们的“无言战友”,它是无罪的,问题是指挥马的人,嘻嘻哈哈,不知道军民关系的重要,这是非常危险的!他号召战士“在敌人面前一定要像猛虎,在人民面前一定要像绵羊”。经过彭雪枫的批评以后,骑兵团几乎杜绝了战马脱缰的现象。在战斗中,战士们就像猛虎一样,狠狠地向敌人冲杀;对待人民,则温顺和蔼,秋毫不犯。

  1941年整风运动在延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随后逐步扩展到其他抗日根据地。苏北、苏中、苏南等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创办指导整风学习的刊物。1944年6月1日,苏皖区党委《整风》半月刊创刊号,江渭清专门撰写了发刊词《见面的几句话》,写道:“整风半月刊现在已经亲热地和我们大家见面了,它今天之所以能够与我们大家见面,这是由于我们苏南全党全军,特别是许多干部对整风认识的改变和学习情绪提高的结果,这是难得的。”

  ▲1944年6月1日,苏皖区党委《整风》半月刊创刊号及江渭清撰写的发刊词《见面的几句话》。

  盐阜区整风学习从1942年11月开始,不久因日伪向盐阜区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整风被迫暂停,1943年9月重新开始,全面展开,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结束。盐阜区整风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第二阶段是联系实际进行反省,分学风、党风、文风三个方面;第三阶段是全面反省。剧作家阿英专门创作了五幕历史话剧《李闯王》,借以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提高警惕,引以为戒。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将党的纪律建设推向了新的阶段,首次把纪律作为党的组织基础写入总纲,确立了纪律建设“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第一次将“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所属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作为党的组织纪律予以确立。

  解放战争时期纪律建设的从严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自身建设,通过加强教育、完善制度等举措,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确定“六条规定”,为“进京赶考”做好了纪律准备。

  1946年7月12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注意加强部队纪律教育的电报中指出:“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以按照当前具体情况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不泄露机密的条件下,明确地告诉一切指战员,方能于行动时使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

  1948年1月,时任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的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我军攻克陕北榆林高家堡时,对商人乱没收等破坏纪律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1948年,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战争形势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迅速发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入思考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为争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及以后的执政奠定基础。在河北阜平城南庄会议上,毛泽东表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意见;在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12月,毛泽东给复刊的《中国青年》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在国共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在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紧要关头,严明的纪律对树立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提高各级党组织和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并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军的推进,在中央指示电中“纪律”二字的分量越来越重。人民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吃老乡一个苹果等无数严守群众纪律的事例,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迥然不同,也获得了老百姓“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样的支持与信任。

  1949年4月1日,第三野战军以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联名发布“命令”的形式,颁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和十项守则》,作为全军指战员工作人员进入城市生活行动的准绳,要求各级军政机关须据该公约、守则深入教育所属部队,务使人人了解,个个熟记;各级军政干部以身作则,督率全体切实遵行。

  ▲1949年4月1日第三野战军颁布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命令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长江天堑,胜利解放南京。解放南京的指战员牢记入城“三不准”又称“三不动”要求:一是入城不准“乱动口”,即营以下干部不准对外乱发表讲话;二是入城不准“乱动手”,即对城市文物和敌伪档案等不准乱动乱摸;三是入城不准“乱动腿”,即不准去外国人和资本家住宅,也不要去住民房和向市民借床板等。我军战士进城后,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守则》,受到人民群众的称赞。

  1949年4月至5月,上海战役即将打响之时,为了接管上海,中央从各地抽调5000多名干部,用20多天时间在镇江丹阳进行整训。期间,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就军队纪律问题多次作报告、提要求。鉴于上海特殊的市情,陈毅更是鲜明告诫:“我们进上海如果不抓纪律,肯定是红的进来,黑的出去。”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 。

  ▲上海解放中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战士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气象学家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下午3点起微雨,子夜大风……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看到雨中躺在街边的解放军战士,民族资本家荣毅仁果断放弃迁往香港的决定,感慨道,“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进入上海的解放军战士们,给刚从枪炮轰鸣中恢复平静的城中百姓带来了军容整肃、秋毫无犯的“见面礼”。而这份“见面礼”的背后,是解放军铁一般的纪律,也是解放战争以来我党纪律教育的生动印证。

  二、惩处与警示: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党员违纪行为的典型案例

  严明党的纪律,维护纪律权威,是党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举措。党的纪律教育是以提高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纪律性为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做好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基础。警示教育,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肌体健康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延安时期抓住在当时具有很强典型意义的事件,进行全党范围的纪律教育,强化了党员干部的纪律观念。

  针对张国焘分裂活动

  进行“四个服从”教育

  张国焘长征途中另立中央,大搞分裂活动,到达陕北后仍不思悔改,1937年3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严正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错误。党中央在严厉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同时,仍采取了“治病救人”的原则。《决定》明确指出:“中央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开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毛泽东指出:“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到井里,我们不能向他抛砖头,而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但是,对于中央的一再挽救和教育,张国焘阳奉阴违、一意孤行,最终在 1938年4月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叛党而去。针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行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特别强调把“四个服从”作为纪律来教育党员,“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党内开展“四个服从”教育要突出纪律特性、强化服从意识指明了方向。后来,“四个服从”被正式载入七大党章,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一直沿用至今。

  针对黄克功事件

  进行严明法纪教育

  黄克功16岁就参加革命,参加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1937年10月,他因逼婚不成,激愤之下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经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向中央领导报告批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将黄克功逮捕收监。在审理这个案件期间,当时延安有两种声音: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干部,对党是有功的,主张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杀人者必须偿命。黄克功本人也写信给中央,他说,如果死刑必须执行的话,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的法场上。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要死在向敌人的冲杀中。最后,经边区高等法院最后判决,仍判处黄克功死刑。毛泽东在给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黄克功案件审判长雷经天的复信中严肃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要求“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黄克功事件在边区引起极大震撼,中国共产党不仅以纪法严明取信于民,而且以在纪法面前人人平等昭示全党。

  ▲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关于处决黄克功问题致雷经天信

  针对开除刘力功党籍

  进行组织纪律教育

  刘力功是一个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年入党,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到中央党校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不服从组织让他去基层工作的安排。党组织先后7次找他谈话,对他进行耐心说服教育,但他仍拒绝执行。为此,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向全党公布。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专门发表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阐明了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原因,论述了共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特别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真正遵守纪律,就要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 。围绕“刘力功问题”和陈云的这篇文章,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大讨论,极大提高了党员、干部、学生遵守纪律的政治自觉。

  ▲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的文章《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针对判处贪污腐化分子肖玉璧

  死刑进行廉洁纪律教育

  从中央苏区转移到延安后,党中央对于一切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的工作人员,不论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党龄多长,都“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或切实的纠正”。1933年4月参加革命的肖玉璧,是位老红军,打过多次仗,作战勇敢,立过战功,任陕甘宁边区一税务分局局长后,居功自傲,牢骚满腹,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克扣公款3050元,成为轰动陕甘宁边区的一起大贪污案,被依法处以死刑,在解放区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解放日报》发文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三、经验与启迪:

  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严明党的纪律,维护纪律权威,是党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举措。党的纪律教育是以提高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纪律性为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做好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基础。警示教育,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肌体健康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延安时期抓住在当时具有很强典型意义的事件,进行全党范围的纪律教育,强化了党员干部的纪律观念。

  启示之一:严明党的纪律是党维

  护团结统一的“凝固剂”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促改革、谋复兴的百年奋斗历史,也是一部以严明纪律统一全党意志和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的纪律建设史。政治纪律是党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当前,越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越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是长期执政,越要深刻认识严明政治纪律对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极端重要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自觉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启示之二:严明党的纪律是战胜

  一切敌对势力的“杀手锏”

  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特有优势。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升级,美国竭力对我构筑“小院高墙”,拉拢盟友“极限施压”。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着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越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越要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牢记“三个务必”,以严明的纪律,凝聚起克敌制胜的强大战斗力。

  启示之三:严明党的纪律是赢得

  人民拥护支持的“金钥匙”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这是党和军队赢得人民群众爱戴和拥护的根本所在,保证了党和人民军队在数次挫折中重新奋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新时代新征程,突出强调严守群众纪律对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更具现实意义。要通过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启示之四:严明党的纪律是抵御

  腐朽思想侵蚀的“防火墙”

  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不及时纠正在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等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党在实践中生成、在奋斗中赢得、在发展中保持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历史一再证明,严明纪律、严肃作风,是纯洁党的队伍、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根本保证。党员队伍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既在于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长期的党性修养锻炼,更离不开纪律严明这道“防火墙”。要通过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铁的纪律刻印在脑海中、体现在行动上,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始终在纪律规矩的范围内工作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战略目标,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作出新探索,始终以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持续加大执纪力度。江苏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重大要求的首先提出地,我们要牢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提出地的重大政治责任,以更强主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江苏实践。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加强纪律教育的档案记忆中,我们可以汲取借鉴经验做法,高质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要论述,以“走在前、做示范”的使命担当,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力量。

  (作者:周云峰,江苏省档案馆档案资源开发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范小燕,江苏省档案馆档案资源开发处二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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