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周”除了指姓氏和地名，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王朝名称，经历了一个由地名而部族、而方国、而朝代的发展过程。
一．《诗经》《史记》中的“周原”“周国”与“周朝”
“五经皆史”，这是前人对《诗》《书》《易》《礼》《春秋》的总体认识和评价。就《诗》而言，在《诗经·大雅》中，至少有五首诗是反映了周王朝早期的历史，它们分别是《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结合《史记》等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对周王朝诞生前夕有所知晓。
（一）《生民》一诗主要记载周始祖“后稷”出生的传奇和作为“农神”对农业的贡献。
后稷是由他的母亲姜嫄在一次郊野祭祀活动中，“履帝武敏歆”，即踩上巨人脚印的大拇指后，感到身体很舒服，同时惊奇地发现，自己怀孕了。随后就“载震载夙，载生载育”，身体妊娠反映，最后竟生下了个男婴“后稷”。对于这种无性而“居然生子”一事，姜嫄很是苦恼，决定把这个小孩抛弃掉，但一连丢了三次都没成功：“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把婴儿丢弃在村庄狭窄的巷子口时，牛和羊主动跑来给小孩喂奶；准备丢弃到树林里时，又刚好遇见了砍伐树木的人；丢弃到寒冰上时，又有一群鸟儿飞来，用翅膀覆盖在婴儿身上，为他取暖。当鸟儿飞去后，婴儿呱呱啼哭的声音很大，让路人都能听到了。
姜嫄母性良心大发，再也不忍心把小孩丢弃了，也不怕别人说闲话，也不怕有什么不吉祥，反而“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决定把孩子又抱回家抚养。据《史记·周本纪》记载，由于这个孩子出生后曾一次次准备抛弃掉，所以就取名“弃”。
由于弃天生具备种植庄稼的兴趣与能力，在儿时与小伙伴做游戏时，就喜欢种麻种菽，并且庄稼长势喜人。长大后，弃又“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弃的出生已经进入我国历史上的唐尧虞舜时代，尧帝为天下共主。在农业生产欠发达、粮食奇缺紧张的上古时代，出现弃这位庄稼能手，是当时的难得人才，所以，尧帝就任命弃为主管农业的官员“农师”。到了舜帝时代，因为对国家人民有杰出贡献，所以，弃享受到了分封领地的资格，被舜帝分封到邰这个地方，号“后稷”，别姓“姬氏”从此有了姓氏。“后”在古汉语中指“君主”“帝王”，引申为主管、负责之意，“后稷”如同后来的农业部长，专门负责农业粮食生产。由于首先具备了种庄稼的本领，后稷家族迅速得到发展，人口愈来愈多，为后来建立周王朝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公刘》篇中的公刘带领族人首次迁徙。
到了夏王朝末年，后稷的儿子“不窋”因夏王朝出现不重视农业现象而“失其官”，由邰地来到了戎狄地带生活。到了不窋的孙子、后稷的曾孙公刘，虽仍处戎狄之间，但他能“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发展农业生产。后来，为了避免戎狄骚扰，又率领族人，从漆水南渡渭水，在南山取材木，从事家园建设，在渭水周边的豳（邠）地安营扎寨。使“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纷纷跟随他来到豳地居住生活。《公刘》这首诗描绘了公刘“匪居匪康”，带领族人治田畴、实仓廪、制造弓矢斧钺干戈、辑和民人、迁居豳地、根据太阳朝向及流泉冈峦走势来营建家园的过程。
由邰地到豳地，公刘的周部族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不仅有了可耕种的田亩土地，在水利建设、军事防备、锻造技艺等方面都有所发展。全诗有六章，每章都以“笃公刘”句引起咏叹。“笃”字有厚道、实在、可敬可尊、伟大之意，表达了人们对公刘的赞美之情，如同现代人们在吟诵：“啊，伟大的公刘”。
公刘去世后，他的儿子庆节继续带领族人在豳地建设发展。庆节去世后，周部族又在豳地历经了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八代，《诗经》十五“国风”中有“豳风”篇章，应是后来生活在这一带的豳国人生活反映。
正是到了第八代的古公亶父为部族领袖时，周族人又不得不再一次迁徙。
《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亶父“复修”祖先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得到了“国人”一致拥戴。人们生活富裕，部族日益发展壮大，但却不断遭到戎狄“薰育”族的侵扰。当戎狄“欲得财物”时，古公亶父毫不犹豫地“予之”；但戎狄人又来侵扰，“欲得地与民”。这时，周族的老百姓也愤怒了，一致要求与戎狄开战。
但古公亶父跟大家说：“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古公亶父爱民如子，不忍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君主地位而与戎狄开战、导致百姓伤亡，所以他决定，带领自己的“私属”即家眷，离开已经土地肥沃的豳地，把这里让给戎狄，自己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发展，这个新的地方叫“周原”。
（三）《绵》诗中的古公亶父再次带领族人迁徙。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这是《绵》诗开头，既表达对周族人丁兴旺的祝福，又把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迁徙的事情引了出来。
古公亶父带着家眷亲信渡过漆水和沮水，翻过梁山，来到了岐山脚下，发现这里有一大片平整肥沃的土地“周原”。他们通过龟甲占卜，得出吉兆，这里是非常理想的栖身繁衍之所。诗中写到：“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这首诗应该是回答了周王朝的得名是缘于“周原”，现今陕西岐山脚下的周原又称“岐周”，就是周王朝的发祥地。
原来在豳地生活的老百姓听说周原是块风水宝地后，“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大家都纷纷跑到古公亶父身边，愿意在他的领导下生产生活。
古公亶父带领族人在周原营建屋宇，规划蓝图，重建家园。《绵》诗中不仅有火热施工场面描写，而且还告诉我们，当时建筑墙体是通过“版筑”夯土而成，是“缩版以载”，并且至少夯筑有“百堵”墙。建筑的内容除了有供人居住的居室，还有用作祭祀的宗庙：“作庙翼翼”“乃立冢土”。城郭营建规模很大，已经形成闭环，安全性得到加强，在城郭主入口处，建有高大的“皋门”。为了去除不文明习俗，古公亶父作为大酋长，与妻子“姜女”住的地方有单独开设的门叫“应门”。同时，“五官有司”皆有办公场所。根据《史记》“集解”引《礼记》，“五官”为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由此可见，周部族作为殷商王朝的方国，其诸侯国国家形态已经在周原形成了，由“周原”而“周国”，最后发展为“周朝”。
《绵》诗中有“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一句，虞、芮是指靠近姬周国的两个诸侯方国，这里隐含了一个发生在周文王姬昌时期的典故。
《史记·周本纪》有“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由于姬昌在暗中行善积德，深得诸侯国拥戴，诸侯国之间发生矛盾纠纷，也会到姬昌的周国来评理。当时，虞国和芮国发生边界土地纠纷，双方争执不下，“有狱不能决”，就来到周国。当他们进入周国境内，发现这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人们是“男女异路，斑白者不提挈”，尊敬老人，爱护妇女，社会风气好。当进入周国朝廷后，发现这里等级礼让已经成为习惯：“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虞、芮两国国君十分受教育，也自觉惭愧，相互说道：“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又说：“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双方也不去找姬昌评理了，回去后，互相让出其所争之田，以之为“闲田”（一作“闲原”），即空白地带。今日之国与国边界留有空白地带，最早发明权应该在我国，有三千多年历史了。
由于周文王仁爱大度，美名远播，其他“旁国”听说后，都认为姬昌是将来的“受命之君”，所以“多归之”。据朱熹《诗集传》：“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
关于周文王姬昌的业绩，我们还可以通过《皇矣》诗篇来认识。
（四）《皇矣》篇反映了周太王古公亶父、古公亶父的第三个儿子季历、季历的儿子姬昌即周文王三代人在建立周王朝中的作用。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大伯、仲雍、季历。由于老三季历的儿子姬昌从小就聪颖睿智，“有圣瑞”，所以，古公亶父打算将在岐周建立的家业和权位传给三儿子季历，再由季历传位给孙子姬昌。据《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记载，周文王是长得“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洛书·灵准听》云：“苍帝姬昌，日角鸟鼻，高长八尺二寸，圣智慈理也。”可见是非常人物。
这里出现了“大伯”与老二仲雍为了让贤“避王季”而“奔荆蛮”事件。《皇矣》诗篇有：“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这里的“大伯”之“大”，念“泰”音，所以后世甚至直接写成“太伯”了。
《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子曰虞仲”。司马迁当年是否将“大伯”写成“太伯”，不得而知，但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都刻印成了“太伯”。再就是，由于当年大伯和仲雍“二人亡如荆蛮”，来到了今天无锡苏州一带，“文身断发”，与当地土著融为一体，最后建立了“勾吴国”，所以后人就直接写成“太伯奔吴”了。历史事实是，他们兄弟二人向南方荆蛮之地逃亡时，华夏版图上还没有出现“吴”这个地名。如果回到历史原点，那应是“大伯虞仲亡奔荆蛮”。
《皇矣》把位于西部岐山周原建立的周国之所以能够取代位于中原的夏、商“二国”，归因于夏商“其政不获”“失道”造成，归因于“皇矣上帝”对西土岐周、尤其是季历为国君时能“其德克明”的眷顾，归因于周文王姬昌“怀明德”、团结“兄弟”诸侯国、征伐崇侯虎等“仇方”的结果，最终出现了“四方以无拂”的太平景象。
周文王父亲季历能够继承古公亶父的优良传统，“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使诸侯国开始归顺周国。到了周文王时，地处西部的周国日益强大，政治权力中心在中原地带的商王朝商纣王，任命姬昌为“西伯”，比一般诸侯国地位要高得多。
周文王能够“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即季历）之法，笃仁、敬老、慈少”。同时他能够礼贤下士，诚心招揽人才，《史记》称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文王的儿子周公姬旦后来也能够做到“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完全是继承了文王延揽人才、尊重人才的优良品德。
另外，在《文王》一诗中，也有对“西伯”姬昌功德的赞颂。周王朝是在周文王去世后，由周武文姬发建立，但“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民心向背问题，早在文王姬昌时代就已经显露。《文王》这首诗，朱熹认为是周公姬旦追述周文王的品德，向年轻的周成王讲述姬周之所以能够代替殷商的原因，以告诫成王，希望他不断进取。诗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已经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名句。
（五）《大明》诗篇主要歌颂周王朝的建立者周武王姬发。
周武王姬发是周文王姬昌的儿子，而文王是王季即“季历”的儿子，《大明》一诗的开头，将他们三代人接续努力、奋发有为进行了描写。但诗的重点是强调周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直至被殷商王朝“以受（授）方国”，成为“西伯”。武王姬发出生后，使文王“伐大商”、推翻商纣王残暴统治的使命有人去完成了。
“武王伐纣”，就是指发生在商王朝都城朝歌郊外的“牧野之战”。当时，周武王以姜尚即“尚父”“太公望”为军师，以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为辅佐，以召公、毕公为左右。双方交战中，虽然“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商纣王发兵七十万来抵抗武王，但商纣王的军队“皆无战之心”，都盼望周武王的军队进入都城，从而出现商王朝军队“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的“前徒倒戈”场面。商纣王最后在鹿台自焚而死。《诗经》描写当时的战斗场面是：“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商王朝灭亡，周王朝建立，天下从此“清明”。这一“革命”事件，大约发生在公元前十一世的1046年。
二．姬周王朝的宗周成周暨春秋战国问题
关于姬周王朝，我国史学界传统认为有西周、东周两段，并且东周又由春秋和战国两部分组成。这种史学观存在着重大误区和误导，让我们回到历史原点去领略一下历史的真相。
（一）“宗周”丰镐与“成周”洛邑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姬昌在“伐崇侯虎”后，“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是说周文王在取得征伐“崇国”胜利后，就将周国都城从岐山脚下的“周原”迁到“丰”这个地方，后世称“丰京”，位于今陕西长安沣河以西。迁都后的第二年，周文王去世，他的大儿子姬发即位，是为周武王。在打败商纣王、建立周王朝后，“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史记》“正义”曰：“周，镐京也。武王伐纣，还至镐京，忧未定天之保安，故自夜不得寐也”。自古公亶父至武王姬发，姬周完成了由“周原”而“周国”而“周朝”的历程。
武文灭商建周的登基仪式是在商纣王皇宫即“商纣宫”完成的，但武王并没有继续以商朝都城朝歌为自己建立周朝的都城，而是又回到了作为诸侯国时的周国大本营镐京（位于沣河以东），以此作为周朝都城。
由丰京到镐京，不存在迁都问题，因为丰、镐隔河而建，但镐京建成时间是在武王登基前还是在登基后，不太清楚。我们从唐代人《史记》“正义”看，应该是在文王去世后，武王姬发就开始营建镐京了，这样更便于向东出兵，与东部的商纣王开战。周王朝定都镐京，但丰京仍在使用，后来的周成王在周公还政后，就是在丰京向召公、周公两位皇叔布置营建洛邑任务的，所以史学界认定：“丰、镐两京”为周王朝初建国时的国都，那里是周的大本营、发祥地，是“宗周”所在。《诗经·小雅·正月》有：“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句，朱熹《诗集传》注曰：“宗周”，镐京也。实即指丰镐二京。而褒姒灭宗周，那已是到了周幽王时代。
由于宗周地处西部，不利于对中部及东方殷商遗民的统治管理，不利于王朝的稳定和江山永固，所以，当武王夜不能寐时，弟弟周公姬旦过来与他交谈。当时武王就与周公谈到要“营周于洛邑”的计划打算，即未来要在“洛邑”即今天的洛阳一带建立周王朝的副政治中心，便于周天子的统一管理。武王与周公一道憧憬着未来：他们要建立一个天下太平的世界：“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释旅”。人们从此不用再动干戈打仗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惜周武王当了两年（一说六年）周天子就去世了。年少的周成王姬诵继位，但由周公姬旦“摄政”。
据王世舜《尚书译注》本，《尚书•洛诰》开篇为：“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这是文献最早出现“成周”一词。（注：周秉钧《尚书易解》无此句）结合前一篇《召诰》中的“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及《史记•周本纪》《鲁周公世家》来看，营建洛邑（今洛阳）工程全面启动，是在周公摄政七年、还政周成王、“北面就臣位”后，由成王再次决定进行的。成王在丰京召见周公、召公，请他们按照武王的意愿“复营洛邑”，重新启动营建新城工程。
在分工上，前期规划应主要由太保召公负责，在召公大致相中看好了宫室宗庙建设的地理方位后，具体施工由周公负责。周公到了洛邑后，本着畏天、敬德、保民思想，通过占卜，进一步得出洛邑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地理位置优势。《尚书》中的《召诰》《洛诰》两篇诰文，都与这件大事有关。
洛邑的营建应该有两大功能区，或者说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完善：一是作为周王朝领导管理层所居住的“王城”部分，如同后世的皇城；一是专门用来迁徙安置殷商顽民的下都“成周”部分，后来人们用“成周洛邑”泛指这新城建设。1965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其铭文记载了武王克商和成王命周公营建洛邑成周之事，铭文中出现“成周”二字，“宅兹中国”之“中国”即指成周洛邑地带。
成周洛邑建成后，举行了祭祀和庆典仪式，铸九鼎以象征王权，同时九鼎也能起到镇风水、驱邪恶的作用。洛邑新城建成后，周成王并没有来此主政，洛邑还不具备“都城”功能，而是倚重周公来治理，以安定殷商遗民。周公服从成王安排，肩负起了守洛、治洛重任。
周王朝建立后，又出现了商纣王之子武庚在商朝旧地安阳的叛乱，史称“武庚叛乱”，同时又发生了管叔、蔡叔、霍叔“三监叛乱”。周公东征，平定了叛乱。之后，下令将殷商遗民迁到洛邑居住，《尚书》中的《多士》篇，就是周公向殷商遗民发布的迁徙诰令。《多士》开篇写道：“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这应是史官对当时训诰背景的记录。其正文开头是：“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由此可见，周王朝当初营建“洛邑”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周王朝将来要迁都，而是便于对殷商遗民的集中管理与教化，使新诞生的周王朝能够成功坐稳江山，故洛邑又曰“成周”也。
周王朝的政治中心仍然在丰、镐二京。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也明确记载，洛邑建成后，“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也即是说，“九鼎”在洛邑，“都城”却在今陕西境内的丰镐。“至犬戎败幽王，乃东徙于洛邑”。一直到了周幽王时，因犬戎侵扰掠夺，丰镐二京被破坏不堪，继任的周平王才不得不离开陕西故地，向东迁都洛邑。从那时起，洛邑才又具有了周王朝都城性质。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周王朝是以岐山周原为发祥地，以丰镐二京为周王朝都城，称之为“宗周”，或曰“宗周丰镐”；中土洛邑建设成后，成功地维护和稳定了新诞生的周王朝统治，故曰“成周”，或曰“成周洛邑”。其所谓都城的功能，一直到“平王东迁”时才显现，那已是过了250多年的事了。
（二）“西周”“东周”是战国时期成周洛邑周边的封地
周成王去世后，接任的周天子先后是：康王—昭王—穆王—周召共王（公元前841年）—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周、召“共和”—宣王—幽王。
到了周幽王时，“西周三川皆震”，那里出现了罕见的重大的地质灾害。因为大地震，导致岐山崩塌，三川水竭。周朝大夫伯阳父（亦作“伯阳甫”）根据自然规律断言：“周将亡矣。”这位敢于说真话的伯阳父，《史记》“集解”引唐固语云：是“周柱下史老子也”，即那位留下《道德经》五千言的老子李聃。
周幽王因嬖爱妃子褒姒，为博褒姒一笑，经常玩“烽火戏诸侯”把戏，致使失信诸侯国，在西夷犬戎入侵时，因无诸侯相救而被犬戎杀死在骊山脚下。犬戎人“尽取周赂而去”，把周王朝在丰镐的资产家当全部掳掠一空。周室元气大伤，不得不迁都，这个任务落在了接任的周平王身上。从周武王到周幽王，周王朝已经走过257年历程了。
后来人们将周王朝在丰镐定都的这段历史称为“西周”，将周平王东迁成周洛邑后的周王朝称为“东周”，从而导致将战国时周天子脚下就曾出现的“西周”“东周”给淹没混淆了。“东周”“西周”在周平王东迁后才出现，地点就在成周洛邑附近。
周幽王的太子宜臼因遭褒姒迫害而逃到申国，他的外公申侯联合曾侯、许文公及其他诸侯国力量，重立太子宜臼为周王，是为周平王。为了避免再次遭受犬戎寇掠侵扰，周平王“东迁于洛邑”，将都城从丰镐迁到亦已有250多年建城史的洛邑，那里的人们早已成了地地道道的周王朝黎民了，这一年是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东迁洛邑，定都应是在洛邑的“王城”，而不是与平民混住的下都“成周”。周平王迁都洛邑前，洛邑与丰镐二京虽然东西相对，但洛邑的政治地位不可能与丰镐二京等量齐观，更不可能有“东都”之称，周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始终只有一个，即宗周丰镐“二京”。平王虽然东迁，但在当时周人心目中，两地仍然属周王朝，区别仅在于都城一个是在“宗周”，一个是在“成周”而已。“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用诗的语言已经将当时的周天子地位讲得很清楚了。成周洛邑虽然成为周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有了“东都”之誉，但周王朝还是原来的周王朝，不能因为有了“东都”就将统一的周王朝说成有了“东周”，从而又进一步延伸为将统一的周王朝给生硬地分为两半：西周、东周。“东都”“东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那么，“东周”“西周”概念是何时产生？其原始意义又是何指？我们寻绎历史发现，那是在周平王以洛邑为都城，再过了250多年，即到了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时就产生了，与今人所言“西周”“东周”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其历史已经进入战国时代。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元前519年，周景王姬贵驾崩，周王朝内部产生权力争夺甚至杀戮现象。周景王生前想立长庶子姬朝（王子朝）为周天子，但还没有走完程序就驾崩了。而另一位王子姬匄（《史记·周本纪》作“姬丐”）的党徒坚决拥立姬匄为周天子，与王子朝“争立”，从而在周王朝一时出现姬朝与姬匄二人争夺王位严重事件，并且前后持续时间达十几年之久。
“子朝自立，敬王（即姬匄）不得入，居泽”。《史记·周本纪》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姬匄后来在晋国人帮助扶持下当上了周天子，史称周敬王，但因都城洛邑中的王城已被姬朝先占据了，姬朝自立为天子，致使姬匄根本进不了都城洛邑，只得来到洛邑旁边的“泽邑”居住，将泽邑作为都城，在这里行使周天子职掌。现代有学者研究认为，周敬王此时所在的泽邑，就是洛阳附近的“狄泉”。一时间，周王朝出现了两个“周天子”，一个是姬朝，一个是姬匄；出现了两个都城，一个是周敬王所在的“泽邑”，一个是姬朝所在的“洛邑”。
《战国策》“西周”卷有周敬王“徙都成周”，应是指周敬王后来又从泽邑来到了洛邑的下都成周。那是四年之后的事情。周敬王在晋国等诸侯国帮助下，再次向洛邑王城发动进攻，终于将姬朝的伪天子政权打败，姬朝被赶跑到了楚国，周敬王才真正得以入主成周洛邑。所以在《史记》中，紧接着出现了“诸侯城周”记载，诸侯国帮助周敬王加强洛邑城、主要是王城的防御体系建设。
问题是到了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前504年），姬朝之徒“复作乱”，洛邑王城又被姬朝占领，周敬王连“泽邑”也回不去了，所以只好又奔到晋国避难。到了第二年，在晋定公的帮助下，周敬王才又重新回到洛邑王城。
到了战国周考王、周威烈王时代，出现了“西周桓公”“东周惠公”提法。《史记·周本纪》中，有“（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句。其按语云：“自敬王迁都成周，号东周也。桓公都王城，号西周桓公”。这里出现的周敬王“迁都”字眼，应是上文所言，指的是周敬王四年之后，从“泽邑”城迁都到成周洛邑办公了，“东周”概念从周敬王开始产生，是相对于洛邑中的王城而言，而不是与周王朝西部的丰镐二京而言。
根据《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考哲王封弟揭于河南，续周公之官，是为西周桓公。”由于周考王弟弟姬揭是“续周公之官”，加之封地是在成周西部，故称“西周桓公”。到了周显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姬班）于鞏，以奉王（室），号东周惠公”，应该是鞏地在成周东部所致。从此，在面积已经很小的洛邑成周京畿地块，有了东、西二周封地。《史记》注解按语引《系本》云：“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东周惠公名班，居洛阳”。由此可见，此时的“西周”“东周”是专指成周洛邑周边地带，是在周天子狭小的地盘中，从王畿切割出去的两块蛋糕。
《史记·周本纪》又载，周王朝最后一位天子是周赧王姬延，于公元前314年立。“王赧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史记》“索引”明确指出：“西周，河南也。东周，鞏也。王赧微弱，西周与东分主政理，各居一都，故曰东西周。按：（汉）高诱曰：西周王城，今河南。东周成周，故洛阳之地”。《史记》还记载秦国要“借道两周之间，将以伐韩”一事，记载“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一事。从《史记》及汉唐史学家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明明白白地得出结论：周王朝出现的“西周”“东周”概念，最早产生于周敬王时期，地点就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与丰镐二京所在的陕西没有时间与空间上的任何关联。
汉刘向集录的《战国策》卷一是“东周”，卷二是“西周”，这也告诉我们，历史上的“西周”“东周”都是指进入战国时期的封地，并且是“东周”居前，“西周”居后。宋代鲍彪本《战国策》引《汉志》认为，东周君姬班居住在河南鞏地，又引《大事记》认为，东周惠公姬班是秉政洛阳，采邑在河南鞏地。说明在汉代人心目中，对东周、西周的主人和地域的理解是一致的。
在“东周与西周战”“东周与西周争”两条中，有“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多名器重宝”，说明当时的周天子仍居住在成周洛邑的王城皇宫中，守护着国之重器“九鼎”。“东周”卷的第一条就是“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这里的周君是指周显王。
宋人鲍彪本《战国策•西周》引言又认为：平王东迁之后，西周是指丰镐，东周指东都洛邑。周威烈王以后，西周指河南，东周指洛阳。现代人的“西周”“东周”概念，应该是受了宋人影响。
《左传·宣公三年》有“成王定鼎于郏鄏”句，这里的郏鄏就是指“河南”。汉代高诱也认为，西周王城，今河南。可见到了战国时代，“王城”“郏鄏”“河南”三个名称是同一所指，指的是洛邑的“西周”。而高诱又认为：“东周成周”就是洛阳。自洛阳下都视王城，则在西；自河南王城视下都，则在东，故有了仅局限于今日河南洛阳附近的“西周”“东周”地理概念。
姬周王朝数百年，虽然出现诸侯征战，“杀人盈野”“杀人盈城”抢夺地盘现象，但都是在周天子眼皮底下发生的事，周天子自身安生立命的地盘是愈来愈小了，但周天子的大旗一只还树立着，没有倒。从法理上讲，周王朝应该始终是统一的王朝，接替周王朝的是秦王朝。“周秦”一词从另一个层面告诉我们，嬴秦是从姬周手里接过华夏权杖的。
对于周王朝，我们如果以平王东迁为分水岭，而又不与周朝的战国时代即已存在的“东周”“西周”相混淆，还是应该将平王东迁前的公元前770年前称为“宗周”、后一段称为“成周”较为合理，“宗周”“成周”相连相加，就是一个完整的“周王朝”。将“西周”“东周”概念还是归还给周王朝的“战国时代”吧。
（三）《春秋》与“春秋”“战国”
周平王时代，周王室已经开始衰微，诸侯国开始出现强国吞并弱国的趁势，其中开始以齐、楚、秦、晋四家最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现象严重，且一发不可控制。到了周平王四十九年即公元前722年，鲁国的鲁隐公即位，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开始出现，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纪年从鲁隐公元年即周平王四十九年开始，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结束，它除了记载鲁国的历史大事记，也涉及到其他诸侯国情况，较客观地记载了当时诸侯国及周天子的情况。
作为“大事记”，《春秋》只有一万六千多字，因其文字过于简括，曾被王安石批为“断烂早报”。但仍被儒家视为是一部“经”书，后世有不少大儒为其疏传，流传下来的主要有三家，即《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其中又以《左传》内容最为丰富，也最为流行。
再说6年后的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在位四十四年而卒，因其去世时间与《春秋》记载时间公元前481年大致相近，为了历史叙事方便，后世史学家们即以周敬王去世之年作为划分春秋、战国时期的分界点，把周王朝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去世这一段历史，借用史书《春秋》的“春秋”来表达，历史总长达295年。
究其实，《春秋》这本鲁国编年体史书，与“春秋”作为一个时代标识，两者并不完全对应。如果以周平王东迁洛邑为春秋起点，前面是《春秋》比“春秋”少了49年，后面是《春秋》比“春秋”又少了5年。但从周王朝历史研究角度，如果我们借用《春秋》这部书来指称那段历史而称之为“春秋”，还是要将起迄时间卡位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代，从公元前475年开始，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借用《春秋》之“春秋”名号，行周王朝由周平王到周敬王这一段“春秋”历史之实。
史学界也有认为，“战国时代”从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公元前376年开始。但如果那样，就会出现“春秋”时代结束离《春秋》这部书的结尾时长达105年了，显然再用“春秋”来指称那段历史已经很不适合。所以，为了因为《春秋》而“春秋”，春秋时代的下限点还是以周敬王去世的公元前476年为科学。战国时代，从公元前475年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灭齐、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
周王朝的最后一位天子是周赧王姬延，在位五十九年，他是在战国诸侯国征战烽火硝烟中，度过苦难而又辉煌的一生，周天子早已是有名无实，成了在诸侯国缝隙中生存的“末代皇帝”。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在成周洛邑的王城（宫城）中去世。随即是，“秦取九鼎宝器”，周王朝的大宝落入秦国人手中。秦国将“西周公”迁到洛阳南一百五十里外的一个地方居住。再过七年，到了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灭西周，从此，“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姬周王朝的香火至此彻底熄灭了。
姬周王朝从武王开始，凡三十七王，历时八百六十七年。周赧王去世后，天下无主即没有“天子”的时间，长达三十五年。战国七雄争夺天下，最后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秦王朝”。周王朝与秦王朝先后承接，故曰“周秦”矣。谁知只过了十五年，秦亡汉兴，天下归“汉”，又曰“秦汉”矣。
三．武则天“周”王朝得名应与采用“周历”有关
提起中国历史上的“周”，女皇武则天闹“革命”所建立的“武周”王朝值得回味。
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武则天自从唐高宗李治显庆年（656年）后，因李治身体“多苦风疾”，无法正常工作，致使“百司表奏”皆由“多智计、兼涉文史”的武则天武天后处理，其威势与李治无甚差异，时称“二圣”。
到了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李治驾崩，皇太子李显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但武则天仍然“临朝称制”。第二年即公元684年，武则天连续废立了李显、李旦两位儿皇帝，同时也就连续废弃掉了“嗣圣”“文明”两个年号，换成自己喜欢的年号“光宅”。同时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准备取代李姓皇帝，自己直接做皇帝。
（一）采用“周历”建立武姓“周朝”
到了公元685年，武则天改年号为“垂拱”。又过了四年，改年号为“永昌”，接着又改为“载初”（689年），同时要求国家依照周王朝的历法即“周历”来运转：“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即以每年的农历十一月为正月，比以建寅月（即农历正月）为岁首的“夏历”提前两个月进入“正月”。就这样，永昌元年十一月就变成了载初元年的正月。
到了载初元年九月（690年），武则天开始大胆地革唐王朝的命了，将李唐王朝国号直接改换成“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武周”政权。同时改元“天授”，告诉世人，她建立的周王朝是天意授予决定的。
武则天之所以将国号定为“周”，原因多种，但主要的还是与她在全国推行采用“周历”纪年有关。
到了圣历三年（700年）冬十月，“改一月为正月，仍以为岁首，正月依旧为十一月”。这种改一月为“正月”，应该是受了《春秋》“春王正月”纪年用语影响。我们今人仍称农历一月为“正月”。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女皇帝，这是她对李唐王朝的“革命”取得的成果，其意义不亚于商汤用武力推翻夏王朝、武王用武力推翻商王朝的“汤武革命”，所以后人称之为“则天革命”，是一次继“汤武革命”之后出现的又一次江山易主的“革命”。就这样，李唐王朝被活生生地摁下了暂停键，这一摁就停摆了15年之久。
（二）频繁更换“年号”是思想政治混乱的体现
从天授元年（690年）到长安四年（704年）的前后十五年中，武则天除了行使皇权、处理天下事之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频繁地改元，更换年号，在十五年中就十三次改元。她不仅创下了女性当皇帝的纪录，也创下了历代皇帝在任期间，更换年号最多的纪录。
年号是中国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中国历史上出现年号，最早应该是从西汉武帝刘彻的公元前“建元”开始。年号意义非常广泛，有的是表达统治者的祈求意愿，有的是表示对吉相瑞兆的纪念，有的是表达对内患外忧等大事要事等纪录等等。年号的含义一般都是正能量的，政治色彩深厚，往往体现的是封建统治者向臣民们发出的一种精神召唤。
也有一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的，如明王朝；也有不使用年号的，如清王朝。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废除年号纪年，而改用民国纪年。虽然在袁世凯称帝时使用过“洪宪”年号，但不为中国正统史书承认，只承认“宣统”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的最后一个年号。
在中国历史上，除武则天以外，使用年号最多的皇帝是李唐王朝的唐高宗李治了，前后有14个年号。而李治的这份创世纪录，也与武则天有关，除了第一个年号“永徽”是李治做主所为，其他13个，都应该是武则天作为“二圣”之一所为，或者是“二圣”共同商定。如果加上武则天建立“武周”王朝所用的十三个个年号，武则天一生使用了二十六个年号，可谓过足了皇帝瘾，也过足了玩“文字游戏”的年号瘾。
年号的文字一般是以两个字为主的名词，很少出现一个字或三个字以上的。但武则天使用年号却不受这个规矩限制，有时出现四个字，如“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等。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武则天不拘传统、不守章法、率性而为的人性特点，在武周王朝出现思想混乱、朝令夕改、忠奸不分、政局动荡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由“则天大圣皇帝”回归“则天大圣皇后”
武则天于神龙元年（705年）春正月，在年老体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才考虑将皇权还给李家，让自己的儿子李显官复原职。神龙元年二月，唐中宗李显“复国号，依旧为唐”。李唐王朝又得以复活，被摁下的暂停键又得以重新启动，“武周”政权结束，“李唐”王朝归来。李显给老母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生命临终前，武则天命令去掉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以83岁高龄去世，最后以皇后的身份葬身李唐王朝的乾陵。
对于武则天的评介，《旧唐书》“史臣”是这样说的：“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无辜被陷，引颈就诛，天地为笼”。认为武则天比战国时楚国的郑袖设计陷害魏美人、汉代的吕后残害戚夫人还要恶毒：“昔掩鼻之谗，古称其毒；人彘之酷，世以为冤。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葅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妬妇之恒态也”。
武则天的“武周”王朝虽不能与姬周王朝同日而语，但通过她将政权取名为“周”这一点，说明周朝文化对后世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姬周时代产生的“三礼”及《周易》《诗经》《楚辞》《春秋》“三传”和诸子百家思想，标志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始初阶段，就已经塑造得非常完美，从此以强大的基因对华夏文明产生久远深厚影响。武则天的“武周”政权，也可以视为是受周文化“历法”文化影响的一次外在形式体现吧。
四．郭威“黄袍加身”再建周朝
唐代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政权属于华夏正朔，同时期的“十国”如南唐等属于诸侯割据政权，等同于诸侯国，故以“国”名之。五代“后周”政权是继“姬周”“武周”以后的又一个周王朝政权，它是由郭威建立。为了与“姬周”“武周”尤其是“姬周”相区别，后人用“后周”来表示。
（一）“黄袍加身”，郭威称帝建“后周”
在中国历史上，“黄袍加身”第一人不是宋太祖赵匡胤，而是五代时期的郭威。
《旧五代史·周书一·太祖纪》注引《五代会要》有：“周，虢叔之后”。虢叔是周文王的弟弟，季历第三子，他和哥哥虢仲都曾是周文王的卿士。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后，封两个叔叔为虢国国君，其中虢仲被封在制地（今河南荥阳），称作东虢，虢叔被封在雍地，称作西虢。由于“虢”“郭”音同，故又称“郭公”，其后代就以郭为姓，虢叔成了郭姓受姓始祖，郭威就成了虢叔之后。
传说郭威出生时，曾出现“赤光照壁，有声如炉炭之裂，星火四迸”异象。长大后，郭威是形神魁壮，趣向奇崛，爱兵好勇，但不事田产。
后汉隐帝刘承祐的承祐三年（95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汉隐帝刘承祐因听信谗言，大肆诛杀权臣，曾派人到邺都去诛杀邺都留守兼天平军节度使郭威，迫使郭威起兵造反，杀向京城汴京；汉隐帝刘承祐在京城外观战，汉军大败，自己又回不了城，在郊外逃跑途中，被身边随从郭允明弑杀。
刘承祐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子，他死后，众大臣决定立汉高祖刘知远的姪儿刘赟为嗣君，“入继大统”。但刘赟此时在徐州任徐州节度使，在嗣君未到的情况下，由太后临朝称制。恰逢此时，契丹入侵，河北告急，郭威受太后之命，率军北征。十二月一日，郭威率军离开京师，十二月十六日，军至澶州。
由于郭威军队曾在攻陷京师后有抢掠行为，他们惧怕刘氏复立后会遭到清算，故在十二月二十日，出现“诸军将士大噪趋驿，如墙而进”，要求郭威出来当皇帝的呼声。郭威虽闭门拒绝，但“军士登墙越屋布入”，请郭威“为天子”。
事情愈闹愈大，局面混乱，“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有人甚至“裂黄旗”“以代赭袍”，直接披到郭威身上，“山呼震地”，让郭威“黄袍加身”。郭威在万众之中，被折腾得“声气沮丧，闷绝数四，左右亲卫，星散窜匿”。郭威登上城楼，稍得安息，诸军遂拥戴郭威南行，返回京师汴梁，准备即皇位。这就是“澶州之变”，郭威成了中国历史上“黄袍加身”第一人。
关于“澶州之变”是否是郭威暗中授意所致，还是军人自觉所为，历来有两种认识。但从郭威后来的一次次讲话中，他总是要强调自己的“无奈”。
据说当时黄河冰开始解冻，浮桥未构，当天夜里，北方寒风凛冽，等到天亮时，冰坚可渡，诸军遂济，众人称之“凌桥”。说也奇怪，当人马全部过河后，冰面开始泮涣。时人称异。
到了十二月二十七日，后汉太后下令：“枢密使、侍中郭威，以英武之才，兼内外之任，剪除祸乱，弘济艰难，功业格天，人望冠世。今则军民爱戴，朝野推崇，宜总万机，以允群议，可监国，中外庶事，并取监国处分。”
在二十八日的监国教谕中，郭威仍然告诉人们：“十二月二十日，将登澶州，军情忽变，旌旗倒指，喊叫连天，引袂牵襟，迫请为主，环绕而逃避无所，纷纭而逼胁愈坚。顷刻之间，安危莫保，事不获已，须至徇从，于是马步诸军拥至京阙。”郭威以“监国”的身份再次向世人表明，他不是想夺后汉的皇权，而是被迫无奈的，他本人不想当皇帝。这时，文武百官、内外将帅、藩臣郡守等又相继上表劝进，要求郭威当皇帝。
广顺元年（951年）春正月，后汉太后下诰：“奉符宝授监国，可即皇帝位”。是日，郭威自皋门入大内，御崇元殿，即皇帝位。在就职制诰中，郭威对为什么将政权定名为“周”作了说明：“朕本姬室之远裔，虢叔之后昆，积庆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于百世，大命复集于眇躬。今建国宜以‘大周’为号，可改汉乾祐四年为广顺元年”。
郭威寻根溯源，视姬周王朝的虢叔为祖先，故将自己建国的国号又定为“周”，以示不忘根本。后世为与姬周相区别，称为“后周”。
（二）崇尚节俭，体察民情
郭威当上皇帝后，大赦天下，减免有关州县税赋；强调节俭，自己带头执行，朝廷官员紧紧跟上。他规定：“应乘舆服御之物，不得过为华饰，宫闱器用，务从朴素，大官常膳，一切减损。诸道所有进奉，以助军国之费，其珍巧纤华及奇禽异兽鹰犬之类，不得辄有献贡。诸无用之物，不急之务，并宜停罢。”他认为，“帝王之道，德化为先”，所以他要求从今而后，各地所谓“祥瑞”之物，一律不得向朝廷奏献。
为减轻地方财政负担，减轻百姓负担，郭威对各地土特产进贡予以禁止，指出：“与其耗费以劳人，曷若俭约而克己”“宫闱服御之须，悉从减损；珍巧纤奇之厥贡，并使寢停。尚有未该，再宜条举”。从服饰穿着等方面予以限制规定。
同时在饮食袖口方面又予以规定限制：“应天下州府旧贡滋味食馔之物，所宜除减。其两浙进细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榄子，镇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东白杜梨、米粉、绿豆粉、玉屑籸子面，永兴御田红秔米、新大麦面，兴平苏栗子，华州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朱杮、熊白，河中树红枣、五味子、轻饧，同州石鏊饼，晋、绛葡萄、黄消梨，陕府凤栖梨，襄州紫薑、新筍、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阳诸杂果子，许州御李子，郑州新筍、鹅梨，怀州寒食杏仁，申州蘘荷，亳州萆薢，沿淮州郡淮白鱼，如闻此等之物，虽皆出于土产，亦有取于民家；未免劳烦，率皆糜费。加之力役负荷，驰驱道途，积于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今后并不许进奉。诸州府更有旧例所进食味，其未该者，宜奏取进止。”对于各地所产的特色品牌“非遗”产品，他主张让老百姓自己去享用，活跃民间贸易往来，不允许专门为皇上搞“特供”。
（三）尊孔祭孔，倡导薄葬
郭威当皇帝后，秉承中国传统的“敬畏”前朝、保护好前朝帝王陵墓的传统，对“近代帝王陵寢，合禁樵采。唐庄宗、明宗、晋高祖，各置守陵十户，以近陵人户充。（后）汉高祖皇帝陵署职员及守宫人，时日荐飨，并守陵人户等，一切如故。”同时对前朝皇室后裔亦给予关怀，“仍以晋、汉之冑为二王后”，特由中书门下省来负责此事。当年周武王在灭商建周时，仍对商纣王的儿子进行分封，“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其对后世影响，在郭威身上已得到体现，不愧为是姬周虢公的后裔。
郭威在思想上尊孔，在行动上祭孔。《旧五代史•周书三•太祖纪》载：广顺二年（952年）六月乙酉朔，郭威来到曲阜县，谒孔子祠。既奠，将致拜，左右曰：“仲尼，人臣也，无致拜。”郭威说：“文宣王（注：孔子），百代帝王师也，得无敬乎！”即拜奠于祠前。其所奠酒器、银炉并留于祠所。他随后来到孔林，拜孔子墓，对近臣们说：“仲尼、亚圣之后，今有何人？”对曰：“前曲阜令、袭文宣公孔仁宝，是仲尼四十三代孙，有乡贡《三礼》颜涉，是颜渊后。”于是立即召见了他们。孔仁玉赐绯，口授曲阜令；颜涉授主簿，便令视事。仍敕袞州修葺孔子祠宇，墓侧禁樵采。
《旧五代史·周书四·太祖纪》记载：显德元年（954年）正月，郭威驾崩，年五十一。郭威生病时，晋王柴荣省侍，不离左右。郭威累谕晋王曰：“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临入陵之时，召近税户三十家为陵户，下事前揭开瓦棺，遍视过陵内，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又言：“朕攻收河府时，见李家十八帝陵园，广费钱物人力，并遭开发。汝不闻汉文帝俭素，葬在霸陵原，至今见在。如每年寒食无事时，即仰量事差人洒扫，如无人去，只遥祭。兼仰于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剑甲，澶州葬通天冠、绛纱袍，东京葬一副平天冠、袞龙服。千万千万，莫忘朕言。”
从郭威对自己后事处理要求可见，他是中国历史上继汉文帝之后，又一位强调薄葬的皇帝。郭威的做法与先秦墨家“薄葬”思想虽然暗合，但无必然关联，而是受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前朝帝王陵墓如李唐王朝的十八座帝王陵墓被盗挖、现状惨不忍睹的触目惊心警示有关。陵墓中无金玉，就不会引来工“开发”之祸，“纸衣瓦棺”是明智选择。
（四）柴荣继位，扼佛削唐
周世宗柴荣为周太祖郭威的圣穆皇后侄子，是郭威的养子，后因军功而被授开封尹兼功德使，封晋王。郭威临终前，召文武百官班列殿廷，宣遗制：“晋王（柴）荣可于柩前即皇帝位”。郭威驾崩后，群臣百僚三上劝进表，奉柴荣为帝，柴荣于万岁殿即皇帝位，史称“周世宗”。
《旧五代史·周书六·世宗纪》记载：显德二年（955年）五月，针对诸州出现“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现象，甚至有些“漏网背军之辈”“行奸为盗之徒”通过剃削为僧以逃避刑法、托身住持以隐瞒罪恶的现象，柴荣下诏：对佛教场所进行整顿缩减，“大毁佛寺”。（《新五代史》）对僧尼资格进行严格规定，年轻“男子女子如有志愿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处分”，青年男女出家，必须经父母、祖父母同意才可。对于那些孤儿，出家也要“取同居伯叔兄处分”，得到同宗同门伯父叔父或堂兄弟同意。对于那些背弃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之徒、未获贼徒、负罪潜逃人等，“并不得出家剃头”。如有寺院违规收容，相关人等将连带惩处。
经过一年的政策实施，全国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除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新五代史》记载是“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虽然如此，“僧尼系籍者”，即被政府登记在册的仍有“六万一千二百人”。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评价柴荣是“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当时，中国乏钱，乃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柴荣曾经说过：“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武灭佛”之说，也有“三武一宗灭佛”之说，这里的“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指后周世宗柴荣。虽言“灭”，但并不是灭绝，而是指采取了一系列的扼制措施。
柴荣身为皇帝，经常出征，领兵打仗。在他的亲自率领指挥下，后周疆域不断扩大，原属南唐的泗州、寿州、楚州等城池纷纷归入后周版图。为了与南方军队展开水战，柴荣在京师汴（今开封）大集工徒，修成楼舰，一年功夫就制造了数百艘。加上平时缴获的江淮舟船，水上战船数量猛增。为了练习水战，柴荣让俘虏过来的南方军人教授北方将士练习水战技术本领，没过多久，后周“舟师大备”“水陆皆捷”，令“江南大震”。
在占领扬州后，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周军与江南李璟（《旧五代史》作“李景”）的南唐伪政权都城金陵仅一江之隔。三月，李璟派兵部侍郎陈觉过江“奉表陈情”，敬贡罗縠绸绢三千匹，乳茶三千斤，及香药犀象等。当陈觉来到扬州柴荣的行在，发现楼船战棹已经泊于长江岸边，“以为自天而降，愕然大骇”。接着，李璟又奉表，将庐州、舒州、蕲州、黄州四地割让给柴荣的后周，并答应以长江为界。柴荣给李璟的回复中，用语是“皇帝恭问江南国主”，俨然已把南唐政权隶属于后周名下，所以，南唐在中国历史上，当时就被归到“国”类，而不是“朝代”类。
同年，当柴荣“复幸扬州”时，将御马十匹、散马四十匹、羊千口“赐江南李景”，这是柴荣以皇帝的身份给李璟的赏赐。而李璟又献上犒劳后周军队的大量礼品：银子十万两，绢十万匹，钱十万贯，茶五十万觔，米麦二十万石。不久，又派人过江到扬州，送去“买宴”钱二百万，并派去“伶官”五十人去为柴荣祝寿敬酒。后来，李璟又派人到扬州行宫，向柴荣进金酒器、御衣、犀带、金银、锦绮、鞍马。
后来，当太府卿冯延鲁担任江南国信使来到汴京朝拜柴荣时，柴荣也不吝啬，赐李璟御衣，玉带，锦绮罗縠帛共十万匹，金器千两，御马五匹，金玉鞍辔全，散马百匹，羊三百匹。同时给李璟一封书信，开头就是“皇帝恭问江南国主”。柴荣已经通过军事实力，彻底扼制控制住了南唐。惜显德六年（959年）六月，柴荣“崩于万岁殿”“圣寿三十九”，可谓英年早逝。
接替柴荣皇位的是柴荣的儿子、时年7虚岁的柴宗训，史称周恭帝。显德七年（960年）春正月，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因兵变“黄袍加身”，小皇帝柴宗训只好“法尧禅舜”，后周政权被赵匡胤“宋”政权取代。柴宗训由周帝而被封为“郑王”，但他仍然可以“奉周祀，正朔服色一如旧制”。赵宋开宝六年（973年）春，柴宗训“崩于房陵（州）”，赵匡胤为之素服发丧，辍视朝十日以志哀。历史上的“后周”，彻底绝祀。
赵匡胤在后周政权的强大基础上，于公元975年将南唐收入大宋版图，向实现全国统一的宏大目标又向前走了一大步。
中国历史上的“周”，经历了“周原”“周国”“周朝”的发展历程，出现了“姬周”“武周”“后周”封建王朝政权的不同变化。广义上的周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包含了“姬周”“武周”“后周”三个不同阶段；而对华夏文化作出最大贡献、奠定中华文明基础的，还是在古老的“姬周”王朝时代。
束有春 2025年1月5日完稿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