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钟振振：宋词新解（4）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宋]苏轼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关于“君是南山遗爱守”

　　胡云翼先生《宋词选》注曰：“南山遗爱守——颂扬朱寿昌是一个好官，遗留下仁爱的政绩。南山，即终南山。按朱寿昌早岁曾任陕州通判，终南山在陕州之南，故称为南山遗爱守。通判位次于太守，亦称通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82 页）

　　按：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曰：“大都督府，陕州，陕郡，保平军节度。……治陕县。”即今河南三门峡市及陕县一带。又曰：“长安（县）……有终南山。”北宋之长安县，其地今属西安。两地相去甚远。说“终南山在陕州之南”，是错误的。

　　“守”通常是指州郡长官，即太守，宋时称“知州”。通判固然可称“通守”，但“通守”毕竟不是“守”，也不能称“守”。因此，说朱寿昌曾任陕州通判，故称“南山守”，无论从行政地理的角度还是从职官称谓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妥当的。

　　再说，《宋史》卷四五六《朱寿昌传》于其“通判陕州”只用此四字一笔带过，并没有提供任何“遗爱”于当地百姓的事迹。

　　《宋史》本传记载朱氏所经历的州郡差遣，除通判陕州外，还有通判荆南（今湖北荆州一带）、权知岳州（今湖南岳阳一带）、知阆州（今四川阆中一带）、知广德军（今安徽广德一带）、通判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一带）、知鄂州（今湖北武昌一带）等。比较之下，这些地区离终南山就更远了。

　　于是，我们不得不怀疑苏轼此词有文字传写的错误。 窃以为“南山”当是“山南”的倒置之讹。理由如下：

　　一、“君是”二句对仗，“南山”对“剑外”不甚工。如乙作“山南”，方位字“南”和“外”处在相同的位置（第四字）上，就齐整了。当然，古人对仗有“蹉对”法，“南山”不一定非得乙作“山南”才可以对“剑外”。因此我们也不把它看作首要和唯一的根据，关键还在下面。

　　二、朱寿昌在知鄂州之前曾知阆州，而阆州在唐代属于山南道。《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四《山南道》曰：“阆州阆中郡，上。”古代文学作品中习以前代地理专名指称本朝相应的地理专名，唐人用汉，宋人用唐，属于常识范围，例多不赘。

　　三、更重要的是，《宋史》本传详细记载了朱寿昌知阆州时的一桩德政：“知阆州，大姓雍子良屡杀人，挟财与势得不死。至是又杀人，而赂其里民出就吏。狱具，寿昌觉其奸，引囚诘之曰：‘吾闻子良与汝钱十万，许纳汝女为妇，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动，则又擿之曰：‘汝且死，书券抑汝女为婢，指钱为顾直，又不婿汝子，将奈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几误死！’以实对。立取子良正诸法。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苏轼是蜀人，发生在蜀地，由他友人审理的这一案件，他不会不风闻。其词称朱寿昌为“山南遗爱守”，或与此有关。至少，这是朱氏之所以“遗爱”于阆州百姓的许多事迹中的一件。要之，“君是山南遗爱守”不应是词人随口奉承的溢美之词。

　　四、从这首词的行文脉络来看，上片是贴紧了鄂州与蜀中两地，朱寿昌和自己两人的交叉关系在作文章。“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城春色”，说长江从自己的家乡蜀中奔流而下，经过朱寿昌现在所任职的鄂州。自己和蜀中为一方，朱寿昌和鄂州为另一方，本来没什么瓜葛；但一条长江，却将双方联系了起来。“君是山南遗爱守，我是剑外思归客”，说朱寿昌曾在蜀中作过官，自己则本是蜀人，想回蜀地。由于彼此都与蜀中有关，那么双方的关系就更亲近了一层。“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是总束上文：正因为这种种缘分，自己对朱寿昌所在之鄂州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岂能无动于衷？所以愿将自己的感想，殷勤地向朱诉说。这一长段文字，环环相扣，逻辑是很严密的。倘若“君是”句不指朱寿昌在蜀中知阆州时事，则线断珠散，文义便无法贯穿了。

　　关于“江表传，君休读”

　　胡云翼先生《宋词选》注曰：“《江表传》——记载三国时吴国的人物事迹，此书今不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82 页）

　　按：《江表传》，晋人虞溥撰，已佚。但《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多有引用，虽非完璧，而管中窥豹，仍可略见一斑。

　　裴《注》所引，以《吴书注》为最多，可知该《传》是以记载孙吴历史为主。《蜀书注》中也有不少，可知该《传》兼载蜀汉事迹，但其内容每与孙吴之人之事有关。《魏书注》中仅引了一条，但却至关重要。原文曰：“献帝尝特见虑及少府孔融，问融曰：‘鸿豫何所优长？’融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虑举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权安在也！’遂与融互相长短，以至不睦。公以书和解之。虑从光禄勋迁为大夫。”这里的“公”指曹操。“虑”即郗虑，字鸿豫，建安初官侍中，后为光禄勋，终御史大夫。他与孔融不和，竟承曹操风旨，构陷孔融于罪。此条记载曹操专权时献帝朝臣互相攻讦之事，人物、史实均与孙吴了不相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江表传》主要记载孙吴历史，亦间及蜀汉和献帝朝之事。

　　苏轼词说“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从这文义上来推测，《江表传》中当记载有祢衡被杀之事，否则词人何必要劝朱寿昌“休读”《江表传》呢？不读《江表传》，或许是害怕看到其中关于祢衡遇难的记载，因为它使人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