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桂清诗集《同时光共鸣》
吴永生
退休教师朱桂清的诗集《同时光共鸣》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精选了2013年至2023年十年间创作的190首诗作，分为“心灵之音”、“岁月之痕”、“水乡之情”和“气象之域”四辑。这部作品不仅是一位乡村教师对生活的诗意记录，更是一部浓缩了滁河岸边半个世纪变迁的情感史诗。
亲情书写：从《门里门外》到《父亲的杯子》的情感图谱
朱桂清诗集中最为动人的篇章莫过于那些描写亲情的作品，它们构成了整部诗集的情感基石。在《门里门外》一诗中，诗人通过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捕捉了家庭成员间微妙的情感流动。门作为物理空间的界限，在诗中转化为心理距离的象征，而跨越这道门槛的动作则成为亲情连接的隐喻。这种对家庭关系细致入微的观察，展现了诗人把握生活细节的敏锐能力。诗中“当傍晚的炊烟升起来/我会很快地/站到父母亲的目光里”的句子，以简洁的意象勾勒出中国传统家庭温馨的团聚画面，炊烟与目光的并置，将物质生活与精神需求巧妙融合，体现了诗人对亲情本质的深刻理解。
《父亲的杯子》是另一首具有代表性的亲情诗作，诗人通过一个日常物品——杯子，展开了对父亲形象的追忆与思念。这种“睹物思人”的创作手法，与朱自清《背影》中通过父亲买橘子场景抒发情感的叙事策略异曲同工，都以具体物件或场景为情感载体，避免了直抒胸臆的浅白，达到了含蓄深沉的艺术效果。诗中杯子所盛装的不仅是茶水，更是岁月的沉淀与父爱的温度，这种以小见大的表达方式，使得私人化的情感体验具备了普遍的可沟通性。正如梵高通过一双鞋子表现矿工生活的艰辛，朱桂清也通过一个杯子浓缩了中国传统父亲的形象——沉默、朴实而充满温情。
在亲情主题的处理上，朱桂清显示出与当代文学中其他描写亲情的作家的明显区别。不同于史铁生在《秋天的怀念》中对母亲那种充满痛苦与忏悔的复杂情感，也不同于朱自清在《背影》中表现的父子间微妙张力，朱桂清的亲情诗歌更加平和温暖，更注重表现家庭成员间自然而然的关爱与默契。这种差异既源于诗人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长期生活在故乡的教师，他的家庭关系相对稳定；也反映了其世界观的特点——更倾向于发现和歌颂生活中的美好与和谐。
乡愁表达：滁河岸边的地理诗学与时代变迁
朱桂清诗集的另一重要维度是对乡愁的地理学表达和时代变迁记录。作为生长于滁河湾的诗人，他将滁河岸边的人文景观转化为诗歌的永恒意象，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地域诗学符号系统。《童年》一诗中，“童年的房前屋后/被我们磨成了一层层老茧/暖阳一遍遍地/滋润着我们的心情”的描写，将个人成长记忆与乡村空间紧密结合，老茧的意象既指代孩子们玩耍时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也隐喻了乡村生活对诗人性格的塑造。这种将地理空间人格化的处理方式，使得滁河岸边不再仅是物理存在，而成为承载情感与记忆的精神家园。
朱桂清的乡愁书写具有明显的时间深度，他不仅记录当下的乡村，还通过今昔对比展现滁河岸边的历史变迁。“沿着闸口的光望去/垂钓者的眼神走进了状态/他们带着分分秒秒/去钓醉人的柳色和桃花/去钓稻花香里的蛙鸣与虫鸣”的诗句，将传统农业社会的季节性节奏(“稻花香里的蛙鸣与虫鸣”)与现代休闲生活(“垂钓者的眼神”)并置，在不否定过去的前提下肯定了当下的价值。这种既怀旧又不保守的乡愁态度，使朱桂清的诗歌避免了简单的田园牧歌式怀旧，而是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时空交织感。
朱桂清的乡愁诗歌还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滁河作为地理标志反复出现在诗中，与芦苇、闸口、水乡明月等意象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水乡美学空间。这些地域元素不仅是背景设置，更是情感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诗人通过对地域特色的强化，避免了乡愁书写的同质化倾向，为当代中国诗歌的地理学书写提供了有价值的个案。
艺术特质：质朴语言中的深沉力量与生活美学
朱桂清诗歌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这种风格可以概括为“质朴中含有深沉，清新中含有高雅，空灵中含有厚重”。诗人长期生活在乡村并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使其诗歌语言保持了口语的鲜活与质朴，同时又经过文学提炼而具有艺术精致度，形成了一种介于日常生活语言与纯诗语言之间的独特语体。《玩具简陋/游戏和笑是流畅的》这样的诗句，以最简单的词汇表达了最真挚的情感，体现了诗人“以少胜多”的语言把控能力。
在诗歌意象的选择上，朱桂清倾向于使用日常生活中可触可感的具体物象，如父亲的杯子、老宅、操场等，这些意象因其平凡而具有普遍共鸣力。诗人不追求意象的新奇怪诞，而是通过对寻常事物的深度开掘，展现其不寻常的诗意内涵。《父亲的杯子》中一个普通的饮具成为父爱的象征，《老宅》中的建筑空间承载了家族记忆，这种将日常生活诗化的能力，体现了诗人深厚的生活积淀和敏锐的审美感知。正如胡弦所言：“生活的秘密总是无穷无尽，并会自然而然地被转换成情感秘密，旋律一样穿过诗行”，朱桂清正是善于捕捉生活秘密并将其转化为诗歌旋律的高手。
诗歌节奏方面，朱桂清的作品多采用自然流畅的语调节奏，避免刻意制造的格律化效果。如“我们在鸟鸣的陪同下/赶走了村子的疲倦”这样的诗句，遵循了口语的自然停顿，同时又通过“鸟鸣”与“疲倦”的意象对比形成内在的音乐性。诗人对短句的偏爱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感，使作品朗朗上口，易于诵读。这种语言节奏上的特点与诗人参与朗诵活动的经验有关。
朱桂清诗歌的艺术风格还体现在对传统与现代诗歌技巧的融合上。一方面，他的作品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美学，注重情景交融；另一方面，又吸收了现代诗歌的自由表达和个性意识。《赶春》《秋雨》等诗通过季节变换表达人生态度，既延续了古典诗歌“感时咏怀”的传统，又赋予其现代人的生活感悟。诗人对乡村主题的处理也超越了简单的田园牧歌模式，在《午餐中的农民工》等作品中，他真实记录了当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带着阳光的余温/走进小吃部/他们把布满沧桑的表情放到/毫无生气的桌面上……”，这种对社会现实的直面与关怀，使其诗歌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同时光共鸣》作为朱桂清文学创作的结晶，体现了诗人“十年磨一剑”的艺术执着。诗集不仅记录了个人的情感历程和地域的时代变迁，更展现了一种可贵的生活态度——在平凡中发现诗意，在变化中坚守价值。朱桂清的诗歌创作与教育事业相互滋养，共同构成了其“亦师亦友”的人生姿态。在这个意义上，《同时光共鸣》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作品范畴，而成为一种文化坚守和精神传承的象征。正如朱桂清在《血脉的河床》中构建的图景：当诗歌成为穿越时间的载舟，“多年以后，诗歌和子孙将与时光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