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伯奔吴”故事，在江南吴越地区应该是家喻户晓了吧?于一般人而言，也不会太生疏，略知一二。但具体情况如何，需要我们透过历史重重迷雾，寻找到事物的原点真相。
《史记》有《吴太伯世家》卷，汉代司马迁以史家之笔，追述了发生在商朝末期西部歧山周原一带的姬姓部落家务事。姬姓部落最高长者叫“古公亶父”，在后来周王朝建立后，被人们尊称为周“太王”。
周太王时期，姬姓部落开始强大了，在考虑将来要把大酋长的位置传给谁的问题时，老太王遍巡儿孙辈，在那么多人当中，他只看中了一个孙子，这个孙子是三儿子“季历”家的老大，名字叫“昌”即姬昌。这个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老太王应该把权力的第一把交椅交给大儿子，如果传给三儿子，实现再由三儿子传给孙子，于规矩不合，同时也会让老大处于非常尴尬的地步。
于是，老大、老二动脑筋想办法，既要让父亲的愿望达成，让他把权柄先传给老三，再由老三传给他的儿子姬昌，同时也不要伤了家族弟兄们的和气。
于是，两个人就趁着老太王身体不舒服、卧床不起的时候，谎称要到南方吴越一带去采点草药回来给父亲治病，终于获得了开溜机会，因害怕部落还会派人来追赶，弄不好回去还会丢了性命，就不顾一切地向东南方向的荆蛮之地狂奔而去。
于是终于奔到了一片靠打渔谋生的“荆蛮”之地，落脚的地方不知叫什么名字，问当地土著人，只听他们发出“勾吴”“勾吴”的声音，兄弟二人索性“文身断发”，与土著们一样穿着打扮，以此表示再也不回西北岐山周原那个地方了，把自己落脚的地方从此就叫“勾吴”。
老大、老二到荆蛮“勾吴”落下脚后，由于他们是从文化发达地区过来的，见过大世面，又待人以礼，很快当地就有一千多户蛮子被感动了，主动要求跟着这两位“北方佬”干活，最后竟然建立了“勾吴”部落王国。这老大本应该叫“伯”什么的，但史书文献上没有记载，就叫他“大伯”吧，老二叫“仲雍”。最后大家一致推荐老大来当头，带领他们除了捕鱼捉蟹，还可以种地。
当老大、老二在荆蛮之地谋生发展时，北方的老三季历这一房果然不负众望，到了姬昌时，已经被商纣王任命为“西伯侯”了，再到了姬昌的儿子姬发即周武王时，最后在孟津这个地方，率领八百诸侯国的军队与商纣王军队决战，最后打败了商纣王，推翻了商朝，建立起了姬姓周朝。这时如果从老太王开始算起，在荆蛮吴地上的姬姓已经是第五代了，所以史书上称“五世而武王克殷”。但当年逃到南方的老大“大伯”、老二“仲雍”已经早已不在人间了。
天下江山终于姓姬了，所以，周武王派人到处寻找当年姬家老大和老二的下落，要给他们的后代封官。原来姬家老大“无后”，他在世时，弟弟仲雍的儿子们都称他为“大伯”“大伯”，去世前，这位仁慈的“大伯”把勾吴的大权当然传给了自己的弟弟仲雍。等到周武王要封处于荆蛮大地上的姬姓人家时，当地只有老二房仲雍的一脉了。于是在仲雍的后裔中，有一个叫虞仲的人被周王朝“在中国”划拨了一块地皮，封了一个国叫“虞国”，享受诸侯国待遇，具体位置在中原的“周之北故夏墟”地块；虞仲的哥哥周章，在这之前已经是吴地的大酋长了，于是“在夷蛮”就地受封，建立“吴国”，为伯爵等级，比在中原建立的姬姓诸侯国虞国的等级要低。
“吴国”的正式建立是在周武王建立周王朝以后的事，同时，姬家老大、老二当年逃跑到达的地点是荆蛮之地，之前还没有吴地概念，“勾吴”也是他们兄弟二人到达荆蛮后，“自号勾吴”。唐代司马贞“索引”也指出：“此言自号勾吴，吴名起于太伯，明以前未有吴号。地在楚越界，故称荆蛮”。
值得注意的是，后人在描述姬家老大、老二逃离岐山周原时，将《史记》里记载他们是“奔荆蛮”改成了“奔吴”了，给人的理解好像是在这兄弟俩没有到来之前，这块荆蛮之地就叫“吴”了?发展到后来，又把老二仲雍给甩掉，直接简称“太伯奔吴”了，而不说“太伯仲雍奔吴”。
现在的吴地人重视姬家老大、轻视姬家老二的现象，着实令人啼笑皆非呀！这是不是在受一些文艺作品“小说家言”的误导?亦或是受到了一些学问浅显者、急功近利者的蛊惑?
我要强调的是：
第一，“太伯奔吴”是一个伪历史命题。因为姬姓兄弟二人离家出走时，“吴”地还没有问世，要奔也是奔的荆蛮之地，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奔荆蛮”，这也是《史记》上写得清清楚楚的。
第二，“太伯奔吴”也是一个伪逻辑命题。因为它以偏概全，只重视了姬家老大的作用，而忽视了一道离家出走的姬家老二的作用，历史上的“吴国”是由老二仲雍及其子孙们建立的，老大“太伯”时代还处于“勾吴”部落酋长制时期，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太伯仲雍奔荆蛮”。
首先，“太伯”一词在司马迁的时代是不存在的，是“大伯”之讹。先说“大”与“太”二字，从我国文字学发展史看，“大”与“太”相较，最早是有“大”字，是为象形字，表现为一个张开双臂和双腿的强有力的人的形象。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大”的解释是：“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值得注意的是，《说文解字》中没有“太”字，“太”是由“泰”来显现，而《说文解字》释“泰”为：“从廾从水，大声”。即“泰”字最早也是念“大”声。“太”“大”“泰”三字为通假字，在古代常常通用。“太阳”在最初的文字表达即为“大阳”，“太古”在最初的文字表达即写成“泰古”。
其次，“吴太伯”的名称有违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排序称谓。“吴太伯”最初应该是“吴大伯”，是依据姬家老二仲雍、老三季历的儿女们口气对大房长辈的称呼，他们都要称老大为“大伯”。古代兄弟之间，从大到小排列为：伯、仲、叔、季，如果是弟兄三个，就叫伯、仲、季，如果兄弟超过四个以上，从第三位开始，仍然以“叔”来排序，但最后一位是“季”。从姬家三兄弟来看，老二“仲雍”、老三“季历”都符合，老大应该是“伯Ⅹ”才符合规范，但现在通行的“太伯”表达，呈现为“Ⅹ伯”语词形式，显然违背了当时人的称谓规范，是后人所为。始作俑者，当为司马迁的《史记》。关于这一点，唐代人就已经发现了。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引范宁解《论语》认为：“太者，善大之称；伯者，长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这里的“太伯”实即“大伯”意。司马贞认为，“称仲雍、季历，皆以字配名，则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阙耳”。意思是说，姬家老大的名字是什么，史籍没有记载清楚，依据仲雍、季历的取名方法，老大也应该是“伯Ⅹ”，可惜不是这样，只好用“大伯”“太伯”来称谓了。
其三，“吴太伯”没有后代，真正的吴文化主要由姬老二“吴仲雍”一脉创建。《史记》明确记载：“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司马迁虽然一方面告诉我们“吴太伯”没有儿子，所以临终前把大酋长的位置传给了老二仲雍，但一方面也把老二一脉的子孙繁衍功劳全部记在了太伯名下，给后人造成混淆。《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到：“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单从字面上看，根本不知道太伯是没有后代的，还以为吴王寿梦是太伯的第十九代孙子呢，其实寿梦是老二仲雍的裔孙。司马迁的这种误导，唐代人司马贞也早已看出来了，他在“索引”中疾呼：“寿梦是仲雍十九代孙也！”正是由于司马迁的误导，并且通过《史记》“世家”体例来讲述记载发生在勾吴大地上的事，将题目直接定为《吴太伯世家》而不是《吴仲雍世家》，给吴地人及吴姓人造成历史性的误会，他们总以为吴文化是由吴太伯一脉创建的，以为现在姓吴的人氏都是吴太伯的后裔，把仲雍给埋没了，把仲雍及其子孙创造的吴文化伟大业绩移花接木到老大“大伯”头上去了。问题的要命之处还在于：现今的吴氏门人，尤其是吴氏宗亲会的人们，还盲目地去拜“吴大伯”是他们的老祖宗，而忽视了自己真正的祖宗“吴仲雍”。现在，太伯墓、太伯庙香火很旺，而安葬在常熟虞山上的仲雍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地有没有“仲雍庙”我不清楚，但相比较而言，仲雍的香火气要淡得多了。如果把祖宗祭拜错了，那要闹笑话的。作为吴氏后裔，在尊重太伯这位已经充满“政治色彩”的祖先同时，更不要忘记真正的老祖宗是仲雍这位当年与老大一道出逃的姬家老二。
其四，“吴大伯”时代盛行以排行为名，出现了许多以“伯”为名人物。谨择两例以说明：
1.伯邑考。伯邑考是周文王姬昌的嫡长子，生卒年不详，是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兄长，母亲太姒（sì）。周文王姬昌13岁时生下了这个大儿子。周文王姬昌的父亲是季历，季历与太伯都是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所以论辈份，伯邑考应该称呼“太伯”为大伯父。由伯邑考的取名可知，他们姬家是有着以伯、仲、叔、季为孩子命名传统的，尤其是老大，“伯”字号不能随便丢。周文王15岁时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姬发，就是后来的周武王。由此我们也想到，当初老太王古公亶父发现老三季历不仅有了儿子，而老大、老二可能还没有子嗣，尤其是老大肯定是没有子嗣的了，老二仲雍在岐山周原姬家发迹地有没有子嗣，史书上没有记载，后来的子孙都是在勾吴大地上出生的。有鉴于此，当年老太王要把部落权杖交给老三季历，也属正常，因为老大老二家都不见生有一儿半女，老太王肯定对他们很有意见，所以，老大、老二俩人最后俏俏逃离家园，也属明智之举。
再说周文王姬昌为什么没有让伯邑考后来继承“西伯侯”位置，而是让二儿子姬发继承呢?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后，纣王仍然荒淫无道，滥杀无辜，先后“醢九侯”、“脯鄂侯”，把两位诸侯都杀了，西伯侯姬昌为此而“窃叹”。谁知姬昌的这一举动被崇侯虎发现了，就到商纣王那里告发，最后，“西伯侯姬昌”被关进了羑里大牢。姬昌被纣王囚禁后，他的大儿子伯邑考又被当做人质，来到纣王身边，为纣王驾车。纣王后来烹杀了伯邑考，将他做成肉羹赐给姬昌，并说：“圣人应当不会吃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姬昌最后还是吃下了肉羹。纣王说：“谁说西伯昌是圣人?吃了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还尚且不自知。”伯邑考的性命就这样残酷结束了。
2.伯夷。《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据《史记》“索隐”引《韩诗外传》及《吕氏春秋》可知，孤竹国是商汤时所封，地址在辽宁西部的令支县一带。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达；他们的父亲孤竹君“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似为复姓“墨胎”。《论语·公冶长》有“伯夷叔齐不念旧恶”句，邢昺疏引《春秋少阳篇》曰：“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长也；夷，谥。叔齐名智，字公达，伯夷之弟，齐亦谥也。”在这里，伯夷的姓变成了单姓“墨”。从孤竹国君有“墨胎”姓氏，有名“初”、有字“子朝”看，似应为复姓“墨胎”。
再说父亲孤竹君“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父亲生前看好老三“叔齐”，要把君王位置传给他，等到孤竹君去世后，老三叔齐不肯接位，要让给大哥“伯夷”。伯夷见三弟这样做不妥，对他说：“父命也。”意思是说这是父亲的命令，不好随便改，“遂逃去”，立马离家出走逃跑了。老三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跟着大哥一道逃跑了。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孤竹国的人只好立“中子”即老二“仲”字辈的来当国君。伯夷、叔齐兄弟俩听说“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善养老”，就去投奔那里，从东北来到了西北。兄弟俩后来演绎了一段采薇菜而食、“义不食周粟”、宁可饿死在首阳山的佳话。通过“伯夷”的取名亦可见出，当时人们用排行来取名是正常现象，无论是东北还是西北都有。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吴大伯”不以“伯Ⅹ”名世，只能说是历史文献阙失造成的遗憾，这个问题连司马迁当年也没有解决。用“大伯”来称呼这位到荆蛮建立“勾吴”王国的开创者，充分表达了以仲雍为代表的姬姓子孙对这位老大的尊重，也表达了吴地人对这位吴文化开创者的尊重。当中国的文字载体走出了司马迁时代仍以竹简为书写载体的时代，当汉字构造能力不断扩大，造纸、印刷术发明以后，汉字的数量在迅速增加、汉字的内涵分工更细时，出现“大”与“太”“泰”的分工更加明确，人们将“吴大伯”写成“吴太伯”或“吴泰伯”已经成为可能，因为“太”“泰”二字中不仅包含了“大”的含义，更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文化感。但这一切，绝不可能是发生在处于“勾吴”荆蛮时代的事。
束有春
2021年1月7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