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岁丧父。上初一时生了一场几乎危及性命的大病，后专门到上海动了手术方得全愈。术后休养住在上海姨妈家，小舅为我接到为幻灯片上色的活儿，打发空闲时光之余也可获得一笔不错的收入。那时为了送活儿每半个月要去趟南京路，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下我在南京路上第一百货公司的画店内第一次看到了油画原作——印象最深的是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临摹品，我还咬牙买了两张明信片大小的油画印刷品。而这，就是我油画梦的起点。
1957年，我有幸考上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华东艺专，几经周折居然进了油画专业。在为入学新生举办的教师作品展上，苏天赐老师的《维吾尔姑娘》和李新老师的《社桥小景》让我明白了正宗油画与画店行画间的区别。而随后应社会大背景变化进行的一系列专业调整，使得我到1960年才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正式开始了油画学习。
1960年底，已经处于毕业班阶段的我接到学校任务，为淮海战役纪念馆绘制军史画《强占运河铁桥》。对于刚刚正式学油画一年多的学生而言，完成这样的军史画是难度极大的。纪念馆领导派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军史画家周祖铭对我们作前期辅导。他带领我们到苏北邳县运河铁桥现场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还将一套画战争场面的独特画法毫无保留地教给我。正是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油画新兵得以顺利画成正稿，并为纪念馆录用陈列。
1961年，我毕业并留校任教。尽管领导对我的安排是接班马承镳老师的素描课，但我已决心开启当油画家的筑梦之路。我的油画启蒙老师是苏天赐先生。早在学生年代我便已目睹他的《黑衣女像》等作，并由此领略了莫迪里阿尼的神韵。当老师后有资格进到教师资料室，我更是看到了当年被列为“禁书”的印象派画册，并受此启发在1962年前后创作了《南京新街口》、《中学生》等作品。
1959年，尚是学生的我就领衔出版了政治宣传画《伟大的四十年》，之后直至八十年代几乎年年有宣传画出版。通过接触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德国等不同风格的宣传画，使我对装饰性画法产生兴趣；而柯内留·巴巴、梅尔尼柯夫、格林、柯尔谢夫、博巴等的画风更使我倾心，《古琴家刘少椿》、《宝塔花》、《周家桥》等便是两者结合的尝试。
1970年后，我开始涉足主题性油画创作，第一幅便是“命题作文”：占领总统府。我们以毛主席《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词为主题，主画面是解放军冲上总统府门楼顶挥舞红旗的场景，马路上则是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以体现不断革命的思想。构思定下来后由我执笔构图并画出初稿，最后与其他油画老师共同完成正稿。为体现写实性，我特地到总统府现场画测绘图并做成木制模型，还做了不少有动态的小泥人；而天空朝霞的画法还请教了苏州美专创办人之一的朱士杰老先生。这幅画的初稿保存在南艺，还曾刊登在《党的生活》杂志封底，而正稿则几经周折最终收藏在南京博物院。
有了这次经历，我还自发地创作了《稻海哨兵》、《百万雄师过大江》等主题性油画作品，其中值得一记的是《让延安放心》。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我发自内心地要以画致哀，冒着纷飞的大雪骑自行车到南京梅园新村收集素材，其间有一个周总理每晚发电报向远在延安的毛主席汇报工作的情节，使我颇受启发。最终我通过这样一个画面的表现，既反映了总理对革命事业的负责精神与工作作风，又体现了两位领袖之间情同手足的革命友谊。作品完成后在省美展中展出，引起各界好评。
筑梦过程中必须一记的是与苏天赐老师同行的三次写生。1973年，学校组织油画教师画南京长江大桥，苏老师和我分在一个组，我俩沿长江一路写生，为期十天左右。在此之前，我对大幅面的风景总感到难以把握，通过这次完整观看了苏老师的写生过程后，我边模仿边琢磨进而渐入佳境。归来后我在大桥边废弃的照相馆里住了近一个月，最终画出一幅有“一桥飞架”气势的《南京长江大桥》正稿，入选1974年建国25周年全国美展，并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1977年10月，南艺接到为北京地铁绘制布置画的光荣任务。学校安排油画老师分组外出写生，苏老师和我又是一个组，我们沿海从福建、广东直至海南，全程历时一个月左右。这次的主要任务是画海景，回校后我创作了《鼓浪屿日光岩》《湛江油码头》《阳江大榕树》《南京长江大桥》四幅风景作品，陈列在前门地铁站大厅。这四幅画使我的风景油画创作水平有了新的提高，送交前在南京观摩展时，颇得同行赞赏，但在地铁大厅陈列后的遭遇却十分悲惨：梅雨季节地铁大厅的湿度非常大，画面潮湿得像橫向下垂的幕布，以至于干燥后无法复原。画虽毁了，但画面却不时地浮现而难以忘怀，终于在2009年凭着几张模糊的黒白照片又重画了一遍，除“大桥”换成雪景外，另三幅几乎是原样复制，题目则改为“记忆1978之……”，事隔32年重画，到底有没有进步已无法对比，寥作纪念而已。
第三次写生在1978年秋。苏老师对太湖西山的景色情有独衷，几乎每年的春秋季都要去写生，此次乘着海南岛写生的遗兴，我们又一次结伴同行。江南景色是苏老师的永恒主题之一，由此还形成了他独有的风格，也是他探索油画民族风的主要途径。尽管我非常喜欢并敬重他的画风，但是表面模仿或亦步亦趋决不是成功之路。此时，我对在生宣纸上画彩墨画产生兴趣，用国画工具作油画式的写生，追求的则是江南情趣与韵味，再加上苏老师画风的薰陶，画出了一批别样风情的西山秋景彩墨画，在1981年我首次个展中亮相时，颇获好评，宋文治先生在这批画前转了好几圈，见到我时还竖起了大拇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迷上了漆画，处女作《早上好，太阳》与《春满中山》不仅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后者还得了铜奖，欣喜之下有了“弃油从漆”的念头。不料到1989年，我被推上南京艺术学院的行政领导岗位，当院长不仅要天天上班，事务与责任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两年多后才得以定神，逐渐把画画作为疏解压力的手段，彩墨画与漆画一上手便停不下来，不适宜我当时的处境，于是又回过来画油画。在没条件写生的情况下，画什么成了难题，一位日本友人京昭先生建议并支持我画黄山，既能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又能向民族绘画学习借鉴，于是在家里坚起画架开始了“画山之旅”。其间，有空时就画上几笔，没时间画就看上几眼或思索一番，有机会就上黄山体验、拍照、收集资料，就这样闭门造山三年，终于画成一批黃山系列油画，并在南京与日本横滨举办了黄山专题油画展。
院长我当了18年，黄山至今已画了20多年。说来也巧，1979年11月我第一次上黄山，同行的也是苏老师，为了给老师背油画箱，我只带一本小速写本。此次上黄山，改变了我对传统国画的偏见，原来所谓程式化的笔墨技法同样来源于生活，黄山便是活教材，徽派大师石涛才有“笔墨当随时代”这样的警世名言。当年我们从汤口进山边走边画，到玉屏楼后竟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同时也幸运地看到了云海与雾凇，上天都峰时扶手的铁链居然能粘下手套，苏老师冒雪画了两幅写生后不得不匆匆下山，说也奇怪，下到半山竟然艳阳高照，一点下雪的痕迹也没有，如此神奇，终生难忘。有道是“五岳归来不见山，黄山归来不见岳”，为了画好黄山，我找机会领略了五岳的风采，同时也见证了“不见岳”的明断。到九十年代，黄山已建有数条缆车线，两三天就能去个来回，海粟老校长十上黄山的壮举，现在几个月就能实现。我在山上有好友，不同季节的美景一来临就会得到适时的情报，因此至今已有二十余次上山的积累，同时也有了大大小小百余幅作品的诞生。2006年是刘海粟诞辰110周年纪念，因海老和我都是全国政协常委，所以特意策划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展厅举办《墨彩黄山》画展，展出海老黄山油画、国画作品70幅，海老女儿刘蟾国画黄山20幅，以及我的20幅黄山油画作品共110幅，靳尚谊先生观看后肯定了我既有油画语言又有民族气息的探索，坚定了我继续践行的决心。
2008年，我从院长岗位退下来终于有了充裕的作画时间，虽然已到古稀之年，能全力投入圆梦之旅，内心仍激动万分。有朋友建议先画大画，精力够不上再画中的小的，我觉得有理，就此起程。先以风景画创作起步，并选择江西灵山、龙虎山釆风收集素材，再将以往到黃山、九寨沟、长城等地积累的资料作整理，化半年多时间画成《山》《水》《春· 灵山远眺》《夏·龙虎山畔》《秋·长城内外》《冬·黃山归来》六幅大画，画面高3米、宽1·8米，取国画中堂式构图，以获得有别于西式油画的别样效果。初战告捷后大有一发而难收的架势，之后又画了《清凉台初雪》《伊瓜苏飞瀑》《涛声阵阵》《塞外放晴》等橫式大画，而《江山如此多娇》则借用傅抱石、关山月巨作的构图，用油画语言加强“万里雪飘、山舞银蛇、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词意，以突出新江山多娇的意境，画面高3米、宽4.5米，此画确实在气势、风格等方面达到了新境界，给这个阶段的探索作了一个可喜的小结。
与此同时，对主题性人物画创作也想作些新的尝试。当院长时由校友丛志远牵线，与美国新泽西州立威廉帕特森大学作友好交流，不仅每年有互访，画展与音乐会也对等展演。威廉帕特森爵士乐队在全美大学中非常著名，我院的民乐队在全国也有相同地位，由此作了对口交流演出。他们在南艺音乐厅演出时，我为其淳朴、洒脱的特色所吸引，并抓拍了不少照片，还油然生起作画的念头，但一直苦于没时间如愿。十余年过去，这个创作意念始终未消，退休之后终于有了时间，2012年起着手构稿，开始时只想画一幅肖像式的爵士乐队组画，在审视照片资料时发现他们演出时都在脚边放上一瓶矿泉水，演累了就喝上一口。这个细节使我进一步想到把矿泉水换成“可乐”可以表达为美国文化的象征；而美国倡导的现代艺术以软实力的方式风靡了全世界，对东西方传统艺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世界的文化艺术本应多元共荣……于是我选用了埃菲尔铁塔、狮身人面像、比萨斜塔、克里姆林宫、自由女神像、悉尼歌剧院以及中国央视大楼作背景，配以赤橙黄绿青蓝紫分别作七个画面的底色，以寓意文化艺术的多彩世界，这样处理使主题得到了深化，并定名为《软实力组画之：爵士与可乐》。有了美国的还得有中国的，于是我想到了央视《星光大道》栏目，其宗旨是塑造“老百姓的舞台”，恰好也是中国软实力的形象体现，而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而一举成名，便是典型范例，就这样《软实力组画之：春天里》基本成型，勾出草图后于2012年着手画正稿。“爵士与可乐”由高3米、五幅1.2米宽、两幅1.8米宽共七幅组成；“春天里”由两幅高3.8米、宽1.8米的画面组成，历时一年余终于竣工，“春天里”入选2015年第六届北京美术国际双年展，陈列在中央圆厅正墻，引起广泛关注并为多家媒体传颂。
画大画要有大画室，经我夫人同事的介绍在八卦洲找到一处街面房，在三楼有五百来平米，简易装修并专设了作画用的天窗，还聘用南艺校友张森当助手，在这个画室里完成了第一批大画。我在画大画正稿前都习惯先画同比例的小幅初稿，张森是雕塑专业毕业生，他的任务是用丙烯色在正稿上打格子放大并按初稿铺满底色，我再用油画色绘制一遍。八卦洲画室楼下有个菜场，每天早上三四点就开市卖菜，吵闹得无法入眠，坚持了近两年不得不另觅新处。第二个画室在江宁东山镇竹山下，是江宁博物馆的老馆，因新建了现代化的新馆而停用，其中的一间高5米、面积有100平米的方形展厅很适宜作画室，江宁区文广新局领导邀请我去建立油画工作室，在那里开始了“软实力组画”正稿绘制工作。2013年，我将五年来的新作在南艺美术馆开了一次汇报展，还在北京国家画院展览馆、徐州美术馆和苏州美术馆作了巡回展出。这是我退休后在美术界的首次专业亮相，令各界人士有了耳目一新的印象，画家冯健亲的形象得到了重塑。2014年，还完成了一幅高8.1米宽4.5米的风景油画巨作，陈列在我的贵人沈锐华先生的宜兴大酒店门厅大墙上，画的是东岳泰山从岱庙、十八盘、天街至玉皇顶的壮丽景色，以表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宏伟气势。这幅画把我多年画黄山的经验作了全方位的发挥，定名为《岱宗胜揽图》，希望能成为我的一幅传世之作。
2017年是我从艺60周年纪念。这60年是风云变幻的60年，以油画而论，起初是苏派油画的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现代派艺术风行起来，“八五新潮”把西方现代主义的各式流派统统效仿演绎了一遍，还无知地标榜为时代的创新；进入新世纪后，尽管有了更多的反思，担当与自信的缺位仍有待增强。作为过来人的我，苏派一统天下时小有逆反；现代派成时尚之际，“时髦赶不上，老调不重弹”；有机会圆油画梦之际，思考再三后以为还得回归真善美原位，做艺术家该做的事。于是我想到了罗马尼亚著名画家柯内留·巴巴的名言：“我喜欢把自己当成伟大绘画艺术的最后一名捍卫者。我认为在这个时代能够画出一幅过时的却可以使看画人陷入沉思的作品是一种美德。”如果我能成为一名美德的捍卫者，则会感到无比的荣光与欣慰。
2016·11·28于方圆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