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匠高二适（十三）

□ 曹洋

　　四、文化救护③

　　第二，守护文化就是守护未来。

　　面对文化被摧残，尤其是青年人远离文化，高二适忧虑重重。他不仅痛心于当下，更担心未来。1976年元月15日，他在致学生信中说：

　　来函未询吾诗之内容，却自诩为某种高尚（定有许多字不识。其作者苦心告诫，更非所望矣）。此类青年胸无一句昔人之训诫，而妄自期许，不足多也。弟与人交处，均喜引之入道，最希冀其人能理解书理，而无如辄相左。吾土再卅年将人与禽兽几希矣。

　　在此，高二适引用孟子的话，如果我们的“青年胸无一句昔人之训诫，而妄自期许”，那么未来三十年 “人与禽兽几希矣”，则国无希望。如此骇人醒世之言，不是心怀千年忧的高二适是说不出的。但中国知识分子可贵之处，就是在最困难的境遇下，总以女娲补天的气概和精卫填海的精神，明知艰难，却文心浩荡，依然前行。

　　晚年的高夫子，为守护文化、守护未来，一方面致力于引领后学复兴文艺，另一方面以学术为公器，勿使之延误后学。诚如此信中所言，高二适与人交往，尤其是年轻人“均喜引之入道”，此道不仅仅是四十年前的人生三道，还有求学之道，求艺之道。他认真细致，不求回报，一生视书如命。每次藏书散失，高二适都要大病一场，但只要是后学想学习，他就会毫不迟疑地赠送。湖州费在山想求学，古籍、字帖难得，高夫子回答：

　　鄙他日定奉赠足下所能读之古籍，学问系天下事，不必少数人之珍秘耳。

　　在高夫子看来，“学问系天下大事”，是公器，书籍当为共享，这是何等胸襟。他寄希望于后学，总是勉励他们奋发学习。他托一解放军朋友携《淳化阁帖》及《刘禹锡集》共14册，至湖州赠予费在山。

高二适致费在山信札

　　1973年8月2日，他致信费在山：

　　南北各省，吾友朋均文墨中人，廿年来凋零殆尽。今日而言书艺，不得不寄望于君等矣。以君八行言，尚能入眼。即遣词时有不顺处，此须多读点有用之书。

　　1973年8月2日午后，致信在云南省工交展览馆工作的张诚：

　　凡属青年一代，均有责任兴复文艺也。

高二适致张诚信札墨迹

　　1974年10月11日，致函张尔宾：

　　尔宾契友，来函很爱看，一片热忱，时在余心目中。我常悯来者之失学，有时亦徇人之请，致使朋辈间持论不能相同。昔贤有挽狂澜障百川之事，我今谁可为者？

　　1974年11月2日，为费在山讲《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是为讲疏第七。随信云：

　　惟今天下无读书种子，则一可嗟事也。

　　1975年秋末，徐纯原索先生书杨凝式《步虚词第一章至第七章》，跋曰：

　　此纸将尽。吾方欲举人，纯原见而爱之。吾在宁以书艺昌，原辄就问难，此可嘉也，遂用题字为赠。

　　高夫子以天降大任于身的责任感，“挽狂澜障百川之事，我今谁可为者”？以舍我其谁的精神，倾力引导青年肩负“兴复文艺”的重任。尽管高夫子身体境况日下，但后学只要来问学，他必认真答之。湖州费在山路途遥远，不能当面求学，高夫子就用书信的方式，详细讲解柳宗元散文十余篇。

　　学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涉及思想哲学的核心。高二适研究它，并以此为大业，除了自身的笃嗜，更有认识上的高度。他认为学术是公器，关乎后学，关乎文化传承，关乎未来，由是必须严谨，必须审慎。因此有人站出来否定《兰亭序》，他从文化从学术角度反驳之，以正视听。当他的恩师也是贵人章士钊研究柳宗元出现了一些错误时，他同样站出来纠正。

　　1974年9月26日夜，他致信费在山：

　　《柳集》中华印本之误，吾今抄出数则（尚有最重要修正，恕不能一一指出）。章老《指要》舛误，尤不胜屈指。如中华或京沪出版经纪人有意，不妨由老弟转抄示之，此天下之公也。

　　……

　　一、可告中华局：《柳河东集》廖注及句绝，我有斠校一书，可补正廖莹中之不是处。

　　二、《柳文指要》，我亦有百十余条。可改正《指要》之疏陋。如在今之出版界言之，均属出版之当视为急务者也。

　　1973年2月25日，先生致信费在山：

　　陆平原帖为宣和内府旧藏（古人书迹不当论伪不伪，此等亦无烦考证，今之托名考古，均非有实学者，徒为误天下苍生耳），与曹子建《鹞雀赋》似是后贤摹勒，书法在真赏，何言代表之作与否耶？

　　高二适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要纠正章士钊的错误并公布于世，其“苦心”是我们所做的学术，均是“天下之公”，必须做实做透，必须严谨治学，必须遵循学术、艺术的自身规律，否则会“误天下苍生”，误国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