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渔事》凡156篇，篇篇释“渔”，且无重复，如此规模的渔事写作，仅就题材的出奇而言，已然是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孤诣。从最初的兴之所至到田野调查，从知识考古到审美的渗透，无论是对一时一地渔猎体验的深入掘进，还是对里下河文化精神的接续，乃至对当下农耕文明的沉思，读来字字皆是珍贵的心、沉郁的力。尽管写“渔”并非刘春龙独特的发明，但仿佛是某种神谕的召唤，唯有他以日复一日虔诚的日课方式，使之铺展为当代文学的一方独特风景，亦了却埋藏心头多年的精神夙愿。

　　篦篈、罾、闸箔、鱼槽、钓筒……这些渔猎文明的符号，如果它们曾是水乡生活中息息相关的器物，紧贴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那么如何让这些记忆中的谱系，重新跃出当下的湖面，并且迁移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情境中，是刘春龙渔事写作首先面临的问题。我以为，这些渔事散文首先是指向当下的，“渔事”在刘春龙写作中，它的美学形象从来不是脆弱的，不是为了拥抱乡愁而成为“刻奇”（kitsch）的产物，也不是刚烈的批判，它的美学品质在不干不濡的水土之间，不在讽喻而在记录，不在奚落而在填补，不在象征而在还原，显得不卑不亢。无论是那些几近消失的渔猎工具，抑或捕钓技术，皆是芜杂的现代文明之下遥远而平行的回声，在马歇尔·伯曼看来，这种声音“与自我发现和自我嘲弄产生了共鸣，与自我快乐和自我怀疑产生了共鸣”，当它们被刘春龙以散文的形式赋形为诗化的物象，我们获得了生命深处的共情，比如它们是苦中作乐的游戏，是艰辛的生计，是风景，是馈赠，也是羁绊。

　　在当代文学中，作家对乡土的审视大多是从生存的因素出发，风景被拆解为隐喻，而在刘春龙的笔下，“渔事”保留了乡土写作中的诗性角色，它不是抽象的景观，也不是记忆中优美的片段，而是里下河历史的一隅，乃至人性一隅的投射。我们或可发现，在这些“渔事散文”的写作中，刘春龙一方面侧重“日常性”“原生态”与“风景本身”，甚至保留了一些生活中细小的冗杂场景，尽量避免隐喻的出现，另一方面，他以深广的生活体验、高度的审美自觉，将“渔事”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诗性空间。这样的诗性既存在于《跳白》中文人的想象，也存在于《篦篈》中那粗大脚板上弥布的“老茧和划痕”，伤感因此建立于对存在的理解之上，是施宾格勒所谓的“命运的脉息被因果关系的理解所代替”，而“不是作为物质的族系”。由此，刘春龙的“渔事散文”获得了地方性写作之外的品质，一种从地方性出发而指向茫茫人世的品质。

　　固然，这些“渔事散文”着眼于里下河的风土人情，以“渔事”作为表现的对象，诸如与捕鱼相关的五花八门的工具以及各种奇门异巧，读来啧啧有味，但它绝非利奥塔所言的“以相同的品位来集体分享乡愁的缅怀”，而是有种内在的辽阔和宽厚，是记忆、人性与诗性三者的合体。也许，渔事本无分南北，但于里下河而言，究竟不同，或许这是比较容易得到证实的，而萦回于心的是嫁接在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上的“灵”与“美”。如此孜孜矻矻的书写，仿佛应和了作家生命中的天性，并从中获得一种深层的慰藉，那些掩藏在现实之下的部分，由此化作明亮而纯粹的渔光曲，并赋予它以轻为重的质感。如果我们把“渔事”当作一种风景来考察，那么它呈现出更多是清透的底色，是值得沉吟的片段，清晰的、喧闹的、烟火气的，而非感伤的精神乌托邦，因为“渔事”并不是都市化和机械化压力之下的解毒剂，也不是聊以自慰的狭隘情结，而是向记忆深处明亮的地方追溯，既有对渔民生活的理解之同情，又有捕钓本身的苦与乐、坚守与诀别，它们相互交织，塑造出这漫溢着泥土味、鱼腥味与浸染着里下河人灵魂色彩的156个词汇。

　　尽管刘春龙采用的是古老的守株待兔的写作方式，以“渔”为“株”，但不限于“株”“渔”，只是，当乡村景致在都市物欲的泛滥中变异的时候，他重新回到了写作的原点，那是古典精神的邀约，也是水流云在、生生不息的信念。